◆最大民怨是朝野領袖未能共建國家願景
【聯合報╱社論】2009.12.05 02:46 am
經濟有「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之分，政治也可有「微觀政治」與「宏觀政治」之別。吳內閣關注「十大民怨」，這屬於「微觀政治」；「宏觀政治」的課題，則在國家的願景及國民的光榮感如何建立，這或許才是中華民國當前真正的問題所在。
一個國家的生存發展，必須奠基在國民之間有共同的願景，亦即抱持共同的希望與追求；並進而建立國民的自尊自信，亦即建立國民的使命感與光榮感。當一個國家的國民有了這種願景與光榮感，其餘庶政皆屬行政治理的層次，提綱挈領，綱舉目張；唯若行政治理太差，當然可能衝擊到願景與光榮感；但反過來說，假使一個國家沒有共同的願景與使命感，僅憑行政治理的成就也難以維持一個沒有共同希望與追求的社會，遑論若再加上行政治理也出了問題。
美國小布希政府捲入伊拉克戰爭及引發全球金融海嘯，這不止是「微觀政治」行政治理的錯誤，而是立國精神與國民光榮感的重傷；相對而言，中國近年來建立「和平崛起」的態勢，這也不只是行政治理的層次，而是「宏觀政治」國家願景及國民光榮感的領域。相對而言，宏觀政治有可能協助解決「微觀政治」的難題，但若「宏觀政治」出現重大問題，卻不易僅憑行政治理來補救。
回顧過去六十年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願景，大致可分作三個階段：前二十年的國家主願景是「反共保台」，當年經濟貧弱、政治不民主，但藉威權體制的操作，社會的默契與共識皆相當明確；到了七○年至八○年這中間二十年，國家主願景是「經濟奇蹟」與「民主轉型」，在此階段朝野上下的政經願景皆甚明朗，即使常見軼軌脫序，但社會的自尊自信卻相對提升，多數國人皆相信台灣可以過得了那個難關；及至最近這二十年，政治議題拉高到國家認同的層次，竟造成了國家願景的重創，經歷二十年的衝擊激盪，如今大概多數國人已經感知台獨已無可能，但中華民國也已被撕扯穿戳得千瘡百孔，國家的希望與願景何在？國民的自信與使命感、光榮感又將從何而來？
陳水扁起家的經典標語是「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兩句空話，各自解讀；但這兩句話卻是製造願景與光榮感的高效能機器。不過，無論「夢」是台獨，或「希望」是民主，如今皆已受到重創甚至幻滅。然而，若以此次選舉中民進黨主打的ＥＣＦＡ爭議為例，其實仍是一個改版的「傾中賣台論」；因為ＥＣＦＡ不但是一個行政治理層次的問題，也牽涉到國家認同定位的問題。問題在於：台獨已經幻滅，但民進黨仍不容你走「中華民國」的路；一味反對ＥＣＦＡ，但民進黨也拿不出替代方案。ＥＣＦＡ不是一個特例，如今台灣陷於「愛台灣／不愛台灣」「南部／北部」「外省人／本省人」「農業縣市／非農業縣市」的撕裂之中，在在皆是因國家願景與國家認同或國家大戰略、總路線的嚴重歧異所致，也因此影響了行政治理的效能，且非行政治理所能補救。
因此，馬政府及吳內閣的治理策略，若只是將問題看作切分成一塊一塊的「民怨」，這將陷於「微觀政治」的盲點。倘若不能從「宏觀政治」著眼，在國家願景與國家大戰略上建立起引領風潮的地位，必將始終被民怨所包圍，難以締創大開大闔的局面。
行政院的十五個民怨排行榜選項中，大的有房價太高，小的有狗屎未清；無論巨細，這皆是將國家政治切分成一塊塊，見樹不見林。其實，面對中國崛起、美國地位變化及台灣撕裂，當前最大的民怨（或亦可稱作「民憂」）應是：朝野領袖（在野黨當然也應負責）不能共建國家的希望與願景，而使國民的自尊、自信及使命感、光榮感不斷流失。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5290628.shtml
◆社論－最後呼籲 不要投給已經涉賄的候選人
【本報訊】中國時報 2009-12-05
三合一選舉今天投票，包括離島有十七個縣市選舉，參與的選民數約為六百多萬人，遠遠不如明年要舉辦的直轄市選舉。然而，就在馬總統宣示要徹底查辦賄選之際，根據法務部在投票前夕的最新統計，全台查賄已經起訴五十二件、七十六人，羈押人數更高達一百五十人，涉賄人數與案件之廣、之多，堪稱史無前例的紀錄。
基層選舉擺脫不了賄選陰影，特別是鄉鎮長最嚴重。以花蓮縣光復鄉為例，三位鄉長候選人在選舉投票前，二位被押，一位交保。離島部份，因為選舉人口少，反而讓買票更有機會影響選情，不但賄選價碼飆高到數千，甚至上萬，還傳出包機返鄉投票兼包廈門旅遊。更讓人錯愕的是，還有兩個縣市的兩位選監人員，身兼裁判，竟也捲入選戰，成為候選人的樁腳並因涉賄遭約談，地方利益糾葛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據法務部資料顯示，所有涉賄案件與當事人，完全超越政黨，藍綠都有，起訴與被羈押的被告，則包括候選人、候選人家屬、樁腳，這些涉案被告，甚至還有跨黨助選者，換言之，只要有錢，藍綠均可，凡有買票錢，藍綠均收。這些數據正足以印證，台灣基層選風到底有多差！
有人調侃，選舉就是有錢人資源再分配的遊戲，沒有這個財力，就無緣投入選戰，擁有足堪競選的身家，就要廣開善門，散財求權，票票到戶，家家都買，買不夠，還能用開賭盤的方式，變相干擾選情。檢察官查得再兇，都還是有辦法轉個彎，變相買通人頭，讓檢察官抓不勝抓，抓到了都很難辦到底。
這實在是很奇特的社會沉痾！李登輝執政時期，被譏評為黑金政權，一部分原因就是被指為縱容賄選，讓黑金勢力在地方生根，李登輝任內查賄最力的馬英九，因此黯然下台。陳水扁以拒絕沉淪推動政黨輪替，然執政八年，上層貪汙案件層出不窮不說，基層選舉依舊妥協於地方黑金勢力，並以此維繫綠政權的基盤，陳水扁任內被喻為「青天」的法務部長陳定南，同樣沒有好臉色看，為此被逼得轉換跑道，回鄉參選卻敵不過扁政權的沒落而黯然敗選。
馬英九能夠促動政黨再輪替，很大部分就在於他的清廉形象與決心。事實上，過去這一年多來的時間中，檢調司法查辦賄選案件，相對於早年，已經更嚴、更緊，加上選罷法修改，即使候選人在刑事追訴上過關，都不表示在民事訴訟上能打勝，為此，多位當選立委即因當選無效之訴丟了席次。照常理，既有這麼多當選無效的前車之鑑，投入選戰的候選人應該有所警覺，即使花了大錢贏了選戰，都不表示能夠安然度過任期，萬一出事，豈不賠了夫人又折兵，既花下巨資還不能做滿任期，何必要做這種「賠本的生意」？
荒唐的是，台灣基層選風，卻讓候選人不分朝野藍綠，前仆後繼以身試法，這是什麼社會風氣？藍綠政黨指著別人的鼻子罵賄選的同時，自己陣營的候選人很可能同步被約談搜索。台灣選民難道真的這麼不願長眼，不肯耐下心來，聽聽候選人的政見、看看候選人的人品，再做為自己投票的抉擇參考，非得等著三百、五百送上門？
改善選風之議，自台灣有基層選舉始，簡直成了選戰期間陳腔爛調。立委選制改成單一選區兩票制，除避免過激言論外，避免賄選也是考量，經過實證，顯然沒效，基層選舉選制未改，那就更難了。有人建議改為公費選舉，以台灣選風之低劣，屆時若再發生賄選事端，真要叫納稅人吐血，因為這些買票錢很可能都是老百姓的納稅錢啊。
選舉活動結束，暗夜送款的行止有的被抓到，有的沒被抓到，最後還是要看選民走出家門，進入投票所的那一念之間，到底要選對法律視若無睹，仍堂而皇之買票的候選人？還是要選正派勤墾於地方建設發展的候選人？台灣民主的命脈是一票一票累積上來的，我們還是要沉痛也誠懇的呼籲全國選民：拿出道德良心，為台灣民主做一點點自己的貢獻－－不要投票給已經涉賄的候選人！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2+112009120500426,00.html
◆社論－「兩岸合造」趨勢帶給台灣的新機會
【本報訊】工商時報 2009-12-05
在兩岸產業正要展開搭橋合作聲中，雙方汽車業者日前率先達成合作共識，即透過「兩岸車輛產業合作交流會議」，簽署了合作意向書，宣示未來將攜手研發互補、分工協作、共拓市場。與此同時，大陸「奇瑞」、「吉利」兩大汽車公司皆宣示，將分別與台灣業者合作，在台設生產基地，以生產汽車行銷中國大陸及海外市場。這樣的合作趨勢，頗有助台灣產業體系擴大利基，開展新局，可以視為台灣經濟再創輝煌的一個新機會。當然它也會使兩岸經貿關係升級，對雙方都有實益。
汽車產業是目前大陸市場裡的當紅類項，全大陸今年整車出廠數預估將達1,200萬輛，穩居全球第一位。值得注意的是，大陸汽車產業現在雖然做出了「量」，但在「質」的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主要問題在於，「自有知識產權」含量明顯不足，包括關鍵技術，系統整合模式、造型設計、品牌使用等方面，仰賴外商之處仍多。此外尚有「山寨車」的問題，其因牽涉仿冒或模仿的問題，對整體產業形象頗有損傷。總的來看，大陸汽車產業現在最重要的課題，是提高質量，開創自有名牌，追求產業更新換代。而這正是兩岸合作契機之所在。
台灣汽車產業，在整車製造方面，因受限於內銷市場狹小，迄今發展出來的成績，包括經營規模、產品競爭力等，在國際間尚屬平淡無奇。但儘管如此，相關業者在局部的技術、軟體方面，一直很努力追求精進，到現在已完成「吸收外人長處」的階段，並正在轉入「自我創新」階段，比大陸同業先向前走了一步。尤其在零件及電子配備方面，研發能力特別突出。因此，台灣汽車產業對大陸同業具有顯著的「技術誘因」。至於大陸方面提供給台灣業界的最大好處，毫無疑問是其「13億人口超級大市場」。
當前國際產業大環境，也給兩岸汽車產業合作增加了機會點。明顯地，新能源汽車與智能汽車的研究開發新潮流，正隱然帶動一場全球性的「汽車革命」。過去一百年的傳統汽車發展歷程，正在走進歷史。另方面，新世代汽車的發展，則正在揭開序幕。後者還像一張白紙，等待有志氣的廠家來畫出美麗的圖像。兩岸業者若能掌握契機，誠心協作，必能合力完成動人的畫卷。
預料近期內，兩岸汽車業界將通過彼此合作，完成相互雙向投資的產銷布局。其中台資廠商在大陸的投資，將與大陸同業共同開發大陸內銷市場，其利基在於產銷量的快步提升，並以「量變」來帶動「質變」。至於陸資廠商在台灣的投資，則將與台灣同業共同開發海外市場，及大陸沿海發達地區的市場，其利基係在於產品質量的更上一層樓，先求質量，再求數量。後者即「兩岸聯手賺全世界錢」的典型，其中，台灣汽車產業長久蘊蓄而來的技術能力，與經營管理能力，連同品牌創造的技巧等，可望扮演主導的角色。
事實上，除了汽車產業之外，其他各種製造業，通過「兩岸合造」機制，大都可在台灣找到第二春。如基本金屬、機器設備、建材、家電、日用消費品等行業，由大陸提供中間材或基本部件，來結合台灣的優質料件與「精加工」技術，都可望打造出暢銷海內外的新世代產品。
類似的兩岸合作模式，在我政府以往構想的「經貿特區」、「離島工業區」方案中，已有所述及。只是，當時受兩岸關係緊繃因素所制，其實現契機推遲至今才得浮出。惟如今必須強調的是，雖然「兩岸合造」的契機已然顯現，但政府還要做很多工作，來保證兩岸產業合作順利運行、不生枝節。
具體的工作項目包括：第一，建立完善的陸資審查與管理體制；第二，提升台灣投資環境的品質；第三，加強保護智慧財產權；第四，強化處理合資糾紛的法律與仲裁機制等。無論如何，一定要讓兩岸業者在台擁有穩健的合作環境，及合理的利益分享法則，以使相關合作項目「可大可久」。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3+122009120500433,00.html
2009年12月6日 星期日
債債相連到天邊
◆財經漫遊－債債相連到天邊
【沈雲驄】中國時報 2009-12-05
幾年前，抱著熱錢橫衝直撞的杜拜，讓世界見識什麼是「主權基金」。現在，灰頭土臉的杜拜，正在給我們上另外一堂課：主權債務。
就像主權基金，指的是「跟政府有關」的資金一樣，「主權債務」就是「跟政府有關」的債務。不只是政府，從國營事業到各種「民間皮、國家骨」的機構，只要跟政府有關，借的錢，都算是「主權債務」。比方說，這次還不出錢而搞到世界雞飛狗跳的，其實不是杜拜政府，而是政府底下的「杜拜世界公司」旗下，一家叫做Nakheel的土地開發商，但因為這家公司的上層的上層是杜拜政府，所以帳都算在政府頭上。一家公司出事，整個國家埋單。
說到埋單，杜拜也好，整個阿聯也好，其實都不算是大尾的。放眼世界，債台築得更高，問題更棘手的，大有「國」在。通常，評估一國負債嚴不嚴重，最常見的指標，就是看債務占ＧＤＰ的比重。其中，最糟的是日本，接著是義大利，然後才是這陣子，被金融市場點名有麻煩的希臘與愛爾蘭。還有美國、法國、德國、英國，你能講得出來的經濟大國，幾乎也都是名列前茅的欠錢大王。
長期以來，這些「主權」所背負的債務，遠比杜拜沉重得多，只是沒引爆，大家都裝作沒事。現在大家都在問：誰是下個杜拜？但攤開全球主權債務的賬本就會知道，更恰當的問題應該是：誰「不」會是下一個杜拜？有哪個國家，能擺脫自己身陷於主權債務的倚賴中？
在金融市場上，主權債務向來是弔詭工具。風平浪靜時候，大家都像花旗銀行前董事長瑞斯登一樣，以為「國家是不會倒的」，都樂於買政府債券，就算報酬率低也甘願。而且，不僅是政府，只要看起來「跟政府有關」的機構，幾年來只要發債券，都很容易造成搶購。
但事實證明，國家照樣會倒。時間往回推，一九九○年代的中南美洲，一九六○年代的印度，一九四九以前的中國，都是國際上有名的倒債常客。再推遠一點，西方的先進國家也有過一段很沒面子的倒債史。十九世紀以前，西班牙倒了六次；從一五五八到一七七八年，法國更累計倒了八次以上。英國、葡萄牙、奧地利，這些今天看起來很厲害的國家，也都演過杜拜正在演出的戲碼。而當倒債戲碼上演，主權債務馬上會豬羊變色，成了市場上讓人皺起眉頭的東西。政府信用評等被降級，利率揚升，從巴基斯坦到巴林，原本要登場的政府公債也得「避風頭」，被迫延後。
當然，沒有政府要當下個杜拜，都知道負債太高很難對人民交代。但要在金融風暴中談「主權債務」問題改善，也很難有政府能認真聽下去。不論大小國，只要遇上金融風暴，總體經濟都會被嚴重連累。一來，經濟差，政府稅收減少，二來「救經濟」花費卻墊高，造成的結果，就是政府財政急速惡化。通常在金融危機後三年，政府債務會平均暴增快一倍。這就是為什麼，打從金融風暴以來，全球主權債務平均算下來，已經暴增了五成，未來幾年，還會繼續惡化下去。
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國家敢說，自己從此不再陷入金融風暴，或是──套用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家萊哈特的話來說──從經濟成長的學習中「畢業」，學會好好管理財政，再也不築債與倒債。但這並不意味著，債務問題是無法改善的。
要改善債務負擔，別無他法。一方面，在經濟上找到出路，這樣才能賺到足夠的錢還債，一般家庭理財如此，國家道理相同；二方面，更嚴格執行金融治理，不讓國家在過熱的金融遊戲中，好大喜功起來而把債台築高。更重要的還是人民，要知道杜拜事件不是空前，也不可能絕後，都要盯著自己的政府，別把國家帶往倒債的路。
（作者為早安財經出版社發行人）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1+112009120500427,00.html
【沈雲驄】中國時報 2009-12-05
幾年前，抱著熱錢橫衝直撞的杜拜，讓世界見識什麼是「主權基金」。現在，灰頭土臉的杜拜，正在給我們上另外一堂課：主權債務。
就像主權基金，指的是「跟政府有關」的資金一樣，「主權債務」就是「跟政府有關」的債務。不只是政府，從國營事業到各種「民間皮、國家骨」的機構，只要跟政府有關，借的錢，都算是「主權債務」。比方說，這次還不出錢而搞到世界雞飛狗跳的，其實不是杜拜政府，而是政府底下的「杜拜世界公司」旗下，一家叫做Nakheel的土地開發商，但因為這家公司的上層的上層是杜拜政府，所以帳都算在政府頭上。一家公司出事，整個國家埋單。
說到埋單，杜拜也好，整個阿聯也好，其實都不算是大尾的。放眼世界，債台築得更高，問題更棘手的，大有「國」在。通常，評估一國負債嚴不嚴重，最常見的指標，就是看債務占ＧＤＰ的比重。其中，最糟的是日本，接著是義大利，然後才是這陣子，被金融市場點名有麻煩的希臘與愛爾蘭。還有美國、法國、德國、英國，你能講得出來的經濟大國，幾乎也都是名列前茅的欠錢大王。
長期以來，這些「主權」所背負的債務，遠比杜拜沉重得多，只是沒引爆，大家都裝作沒事。現在大家都在問：誰是下個杜拜？但攤開全球主權債務的賬本就會知道，更恰當的問題應該是：誰「不」會是下一個杜拜？有哪個國家，能擺脫自己身陷於主權債務的倚賴中？
在金融市場上，主權債務向來是弔詭工具。風平浪靜時候，大家都像花旗銀行前董事長瑞斯登一樣，以為「國家是不會倒的」，都樂於買政府債券，就算報酬率低也甘願。而且，不僅是政府，只要看起來「跟政府有關」的機構，幾年來只要發債券，都很容易造成搶購。
但事實證明，國家照樣會倒。時間往回推，一九九○年代的中南美洲，一九六○年代的印度，一九四九以前的中國，都是國際上有名的倒債常客。再推遠一點，西方的先進國家也有過一段很沒面子的倒債史。十九世紀以前，西班牙倒了六次；從一五五八到一七七八年，法國更累計倒了八次以上。英國、葡萄牙、奧地利，這些今天看起來很厲害的國家，也都演過杜拜正在演出的戲碼。而當倒債戲碼上演，主權債務馬上會豬羊變色，成了市場上讓人皺起眉頭的東西。政府信用評等被降級，利率揚升，從巴基斯坦到巴林，原本要登場的政府公債也得「避風頭」，被迫延後。
當然，沒有政府要當下個杜拜，都知道負債太高很難對人民交代。但要在金融風暴中談「主權債務」問題改善，也很難有政府能認真聽下去。不論大小國，只要遇上金融風暴，總體經濟都會被嚴重連累。一來，經濟差，政府稅收減少，二來「救經濟」花費卻墊高，造成的結果，就是政府財政急速惡化。通常在金融危機後三年，政府債務會平均暴增快一倍。這就是為什麼，打從金融風暴以來，全球主權債務平均算下來，已經暴增了五成，未來幾年，還會繼續惡化下去。
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國家敢說，自己從此不再陷入金融風暴，或是──套用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家萊哈特的話來說──從經濟成長的學習中「畢業」，學會好好管理財政，再也不築債與倒債。但這並不意味著，債務問題是無法改善的。
要改善債務負擔，別無他法。一方面，在經濟上找到出路，這樣才能賺到足夠的錢還債，一般家庭理財如此，國家道理相同；二方面，更嚴格執行金融治理，不讓國家在過熱的金融遊戲中，好大喜功起來而把債台築高。更重要的還是人民，要知道杜拜事件不是空前，也不可能絕後，都要盯著自己的政府，別把國家帶往倒債的路。
（作者為早安財經出版社發行人）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1+112009120500427,00.html
洪蘭：大學生 你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嗎
◆洪蘭：大學生 你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嗎
【聯合報╱洪蘭】2009.12.05 02:46 am
天下雜誌最近公布了二○○九年十五至廿二歲高中職及大學生生命教育調查的結果，在五千多份的問卷中回收了近八成，所以這個抽樣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們問：「現階段的生活，你覺得最痛苦的是？」，有四成以上的大學生表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而高中生則多為「課業太重」，有百分之五的學生認為「不管做什麼，都沒有意義」。
當問「你的人生典範是誰？」時，絕大多數回答「沒有」，其次才是父親、自己、母親，或老師（以自己作典範，有點怪怪的）。這一題的回答似乎替前面一題找到了答案，如果心中無人生的楷模，當然不知道自己將來要做什麼，就難怪學生會感到迷惘、痛苦。
如果一個孩子長到廿歲，不知自己要做什麼，父母要開始憂心了，而「覺得自己做什麼都沒有意義」就更嚴重了，這種極度的悲觀在研究上叫做「習得的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這個實驗是兩隻狗接受同樣程度的電擊，一隻有主控權，在電來時，可以用鼻子壓鈕把電停掉；另一隻則是怎麼做都無效，只能哀鳴。後來把這兩隻狗搬到全新的環境中，換上全新的籠子，這時，原來可以關掉電源的鈕無效了，這隻原來有主控權的狗在情急之下，會跳過不高的柵欄，到籠子的另一邊去，逃脫電擊。但是過去做什麼都沒用的狗，換到了新環境也不會想辦法逃脫，反而躺下來，全身接觸通電的地板，讓實驗室瀰漫毛皮燒焦的臭味，慘不忍睹，因為牠已全然放棄，甚至連哀鳴都放棄了。
美國政府認為由後天環境所造成的學生自我放棄是文明社會的恥辱，所以他們花了很多錢去幫助貧民窟的孩子，使他們跟得上課業，不讓絕望產生。因此天下雜誌這份調查所透露出來的學生無助感不可忽略。
最近又有一份針對二○○七年廿萬名大學及研究所畢業生所做的畢業後工作情況調查，發現百分之六十的碩士生做的工作並不需要碩士學歷，有一半以上的碩士生所從事的工作與主修幾乎無關。如果跟專業無關，念碩士所為何來？不是浪費父母的錢和國家的資源嗎？
當國家投資這麼多錢到高教上，而一半以上的學生是所學非所用時，我們需要徹底檢討高等教育的課程了：為什麼我們的訓練趕不上時代的需要？為什麼我們的大學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又為什麼會有百分之五的學生覺得自己人生不管做什麼都沒意義？我國教育資源的分配一向是個倒金字塔，小學的學生人最多，分配到的資源最少，捉襟見肘，許多小學把畢業旅行和戶外教學合併舉行，因為沒有經費，為什麼不把錢用在打根基上？一棵沒有根的樹是不會開花結果的。
這兩份調查讓我們看到教育必須務實、腳踏實地從小做起，不是用錢去砸「百大」，生命教育不應該再在教室中上課，而是讓孩子大量閱讀偉人傳記，建立他心中的人生楷模，再帶他們去生活中實做，了解人生的意義。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5290602.shtml
【聯合報╱洪蘭】2009.12.05 02:46 am
天下雜誌最近公布了二○○九年十五至廿二歲高中職及大學生生命教育調查的結果，在五千多份的問卷中回收了近八成，所以這個抽樣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們問：「現階段的生活，你覺得最痛苦的是？」，有四成以上的大學生表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而高中生則多為「課業太重」，有百分之五的學生認為「不管做什麼，都沒有意義」。
當問「你的人生典範是誰？」時，絕大多數回答「沒有」，其次才是父親、自己、母親，或老師（以自己作典範，有點怪怪的）。這一題的回答似乎替前面一題找到了答案，如果心中無人生的楷模，當然不知道自己將來要做什麼，就難怪學生會感到迷惘、痛苦。
如果一個孩子長到廿歲，不知自己要做什麼，父母要開始憂心了，而「覺得自己做什麼都沒有意義」就更嚴重了，這種極度的悲觀在研究上叫做「習得的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這個實驗是兩隻狗接受同樣程度的電擊，一隻有主控權，在電來時，可以用鼻子壓鈕把電停掉；另一隻則是怎麼做都無效，只能哀鳴。後來把這兩隻狗搬到全新的環境中，換上全新的籠子，這時，原來可以關掉電源的鈕無效了，這隻原來有主控權的狗在情急之下，會跳過不高的柵欄，到籠子的另一邊去，逃脫電擊。但是過去做什麼都沒用的狗，換到了新環境也不會想辦法逃脫，反而躺下來，全身接觸通電的地板，讓實驗室瀰漫毛皮燒焦的臭味，慘不忍睹，因為牠已全然放棄，甚至連哀鳴都放棄了。
美國政府認為由後天環境所造成的學生自我放棄是文明社會的恥辱，所以他們花了很多錢去幫助貧民窟的孩子，使他們跟得上課業，不讓絕望產生。因此天下雜誌這份調查所透露出來的學生無助感不可忽略。
最近又有一份針對二○○七年廿萬名大學及研究所畢業生所做的畢業後工作情況調查，發現百分之六十的碩士生做的工作並不需要碩士學歷，有一半以上的碩士生所從事的工作與主修幾乎無關。如果跟專業無關，念碩士所為何來？不是浪費父母的錢和國家的資源嗎？
當國家投資這麼多錢到高教上，而一半以上的學生是所學非所用時，我們需要徹底檢討高等教育的課程了：為什麼我們的訓練趕不上時代的需要？為什麼我們的大學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又為什麼會有百分之五的學生覺得自己人生不管做什麼都沒意義？我國教育資源的分配一向是個倒金字塔，小學的學生人最多，分配到的資源最少，捉襟見肘，許多小學把畢業旅行和戶外教學合併舉行，因為沒有經費，為什麼不把錢用在打根基上？一棵沒有根的樹是不會開花結果的。
這兩份調查讓我們看到教育必須務實、腳踏實地從小做起，不是用錢去砸「百大」，生命教育不應該再在教室中上課，而是讓孩子大量閱讀偉人傳記，建立他心中的人生楷模，再帶他們去生活中實做，了解人生的意義。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5290602.shtml
12/4 社論
◆部落狼煙的隱喻
【聯合報╱社論】2009.12.04 04:07 am
新竹地檢署日前有項令人耳目一新的認定：司馬庫斯部落攔路收費案，檢察官認定部落未違法，並引用馬總統剛簽署的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認為主流社會須尊重原住民的部落生活方式，及對傳統領域的支配權。
這是馬英九總統簽署兩公約、並公布「兩公約施行法」後，在國內適用的頭一樁案件。與此對照的場景是，原本該在山林部落燃起的狼煙，日前卻在行政院大門口升起，那是八八風災中受創的五大原住民族對政府百日重建不力的抗議。冉冉上升的煙柱，暗喻中央政府對兩公約的認知與重視，或許還不如新竹檢察官。
原住民族提出三項訴求：中繼安置、住民參與、停止劃定特定區域。但政府回應一向強硬，官員多次發言塑造出災民「就是賴著不離危地」的錯誤印象，卻不針對災民最關心的以地易地、耕作權利、道路修復等疑問提出明確答案；大眾在救災激情褪去後也對災民多了幾許不諒解。
聯合國匯集國際經驗訂出的「國內流離失所問題指導原則」，值得台灣借鏡。例如：「應採適當措施保證被遷移者得到充分的資訊，說明遷移的理由和程序，並應說明補償和重新安置的條件」、「遷移中分散的家庭應能早日團聚」、「在決定遷移人民之前，應探討所有可能替代方案。若無替代方案，則應採取一切措施，將遷移範圍及負面影響減至最小」。
政府雖也喊出相應的重建口號：「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但實際作為卻與上述原則相違。
以高雄縣為例，共有近廿個受災狀況不一的原漢村／部落，政府的對策卻是撥出一塊離受災區域甚遠的土地，由慈善團體以民間捐款興建「集合式永久屋」，讓受災民眾作夥入住，並保證在明年漢人過年前，交出馬政府的第一張重建成績單。規格化的限時「統籌辦理」，對政府而言，一口氣「解決」問題，卻令災民為難。例如原居地全毀的小林村，日前舉行投票，以「三一三：一」的懸殊比數表達「希望自主重建，而非進駐大愛園區」，並期待政府撥出部分土地，小林人願意出錢出力，打造新的小林聚落，而不希望成為「永久屋群的一個單元」。
災區除了少數「確定非遷村不可」的部落外，還有些因為行路難，或者山上狀況未明而被劃入災區，災民多數被安置在沒有隔間隱私的軍營中。他們不打算遷村，但一時也無法返鄉，在多次爭取「有家庭功能」的中繼安置未果的情況下，只能自嘲「留在山上是災民，遷入軍營成難民」。累積的失望與無奈，可能使原住民重視的耶誕節成為情緒引爆點，政府須及早因應。
當然，政府也不無委屈。立法院才剛通過一千一百六十億元的重建預算；吳敦義也說：「只有這次災難才有永久屋，以前都沒有。」但是，原住民不是固執地反對「永久屋」，而是反對缺乏住民參與的「永久屋政策」；反對沒有「所有權」只有「使用權」的土地交換；反對只給「房子」而非重建部落生存空間的「速食式重建」。
每到選舉，政治人物總免不了赴部落示好，穿上頭目服裝、與耆老同喝連杯酒；但我們的政府可曾真正明白部落的心聲？可曾具體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或是深切理解原住民在巨大天災之後，部落分崩離析的處境，及憂懼不當遷村帶來文化滅絕的焦慮？
重建是個過程，部落需要參與，因為對付災難最有力的方法，是當個「有能力的鬥士」，而不是「依賴的受害者」。原住民歷史上也曾因災難而「自然遷村」；如何協助部落遷至另一相似環境，接續族群生命與文化，需要耐心與時間。
http://www.udn.com/2009/12/4/NEWS/OPINION/OPI1/5288736.shtml
◆社論－最佳導演飆淚 台灣電影還是陷谷底
【本報訊】中國時報 2009-12-04
看電影看得很心酸，大概是台灣電影觀眾特有的經驗。為什麼心酸？電影本身催淚是其一，更重要的，從電影裡看到台灣電影產業的起落浮沉，真的很難不讓人淚難自抑。今年金馬獎最佳導演戴立忍執導的《不能沒有你》，抱回多項大獎，卻只看到他在會場中，男兒淚幾度飆到講不出話來，更印證台灣影業環境糟到了什麼地步。
台灣電影環境低迷，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很多內外在因素的衝擊，讓台灣電影人腳陷泥沼，苦不堪言。就拿《不能沒有你》這部全年討論最多的最佳劇情片來說，全部製作經費僅六百萬，可謂最小成本的院線片，戴立忍得身兼導演、編劇甚至剪輯，一個人關在房裡三個月，剪出這部動人心弦的電影，戴導的淚，直接不掩藏地抒發他在製作過程的委屈和壓抑。
六百萬，給一般商業片搭場景都不夠。以熱翻全球的哈利波特第六集為例，製作費高達二億五千萬美元，七、八十億製作一部電影的手筆，台灣想都不要想。即使不和歐美大片相提並論，同樣是金馬獎入圍的《風聲》，製作費號稱四千萬人民幣，還有一說是不斷追加到八千萬人民幣，折合台幣二億到四億之譜。《南京．南京》也有七千萬人民幣，至於中國大陸的建政六十年大片《建國大業》，算是非常儉省的，製作費也有三千萬人民幣，不過，這是因為大卡司都一毛不收。
去年，同樣是金馬獎大贏家的《海角七號》，紅遍台灣，讓所有觀眾津津樂道長達一整年，這部片製作費算是相對高的，也不過台幣四千五百萬。海角的熱賣，一度讓大家興起一股希望，認為台灣電影終於該到了谷底翻身的時候了，然而，當魏導靠著海角賣座執拍他多年夢想的《賽德克巴萊》時，他的困境改變不大，即使得到政府的輔導金補助，都還是沒辦法挹注他不斷向上攀昇的製作經費。
寂寞難道一定得是台灣電影人的宿命嗎？想當年，台灣電影引領亞洲風潮，曾幾何時，台灣影業優勢竟一步一步被香港超越，如今連大陸電影從環境到品質都顯著地趕上台灣，以《瘋狂賽車》為例，同樣是一部社會批判性極強的電影，卻讓人笑到飆淚，電影元素充分而飽滿，娛樂效果奇佳。電影環境低迷，連帶的台灣甚至很久不再有真正的大明星了，金馬紅毯走下來，不是港星就是陸星。
《不能沒有你》，風光抱回多項大獎，這部以真人真事的社會新聞事件改編的電影，批判政府官僚心態，造成民怨無處可訴，絕大多數公務員卻沒興趣看，得獎之後，內政部決定出錢讓所屬抽籤觀賞，從電影了解民眾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卻引來基層公務員不滿，認為既剝奪他們的下班時間，看完還得寫心得報告，簡直是強迫中獎。連公務員都不肯看一部和他們相關的電影，可想而知，台灣電影要賣座有多難。
從扁政府到馬政府，改善製作環境、推動電影產業都是新聞局重點政策，卻始終不得法。畢竟政府預算有限，不可能將政府資源無限制投入在單一產業，尤其是電影產業風險其實滿大，投資錯誤的結果就是血本無歸，政府丟大錢還要有圖利他人的風險，多半都得先從大小影展抱一些成績，才能得到相對獎助，直言之，錦上添花有，雪中送炭難。台灣觀眾早已習慣好萊塢的電影口味，凡院線片若非大卡司、大場景、大製作，要受到青睞委實不易，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目前風湧的小成本製作，既難以在院線賣座，不如走電視電影的路線，先打通電視版權創造口碑，找回失落的觀眾群，否則拍一部賠一部，沒有哪個電影人吃得消。
台灣電影過去總能紅遍全亞洲，如今卻有走不出台灣的危機，電影不能只是導演個人的藝術理想囈語，商業電影不是小眾的藝術電影甚或實驗電影，導演的夢境轉幻成電影時，就必須成為能打動人心的作品，作品產出後還要有適當的商業機制行銷，才能有效促進電影產業良性循環，層層環節只靠政府，或只靠電影人都是不夠的。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2+112009120400446,00.html
◆社論－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
【本報訊】工商時報 2009-12-04
明朝嘉靖年間，戶部主事海瑞痛責文官們一味遷就上意，濫用名器、竭民脂膏、修齋建醮、大煉仙丹；他強調，為臣者本該勸阻君王停止這些荒謬的行為，但卻無一人敢直言。根據明史，海瑞在給明世宗的奏摺裡寫道：「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為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文官體系何以出現這樣的風氣，他總結自己的看法是：「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
其實，這種「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的情況非僅海瑞所處的年代有，台灣今天亦然。自2000年政黨輪替迄今，政策忽東忽西，忽放忽禁，計畫趕不上變化，變化趕不上長官的一句話，文官體系非但未依從專業力挽狂瀾，反而一味順從上意大做錦繡文章。幾年前高層對於西進大陸投資要「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文官們可以有一套說法，後來改成「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文官們照樣可以有另一套漂漂亮亮的說辭。
不僅如此，每一任閣揆一上台總要有自己的風格，於是在民進黨當政階段，游錫堃任院長時宣誓「服務業發展行動方案」，在謝長廷任院長時發行「月月有成績公報」，蘇貞昌當院長時端出「大投資，大溫暖」。去年再度換黨執政，劉兆玄出任院長後，「愛台十二建設」粉墨登場，如今吳敦義任閣揆，「庶民經濟方案」星夜之間又成為主流。這些方案在文官們生花妙筆下，總是風風光光起頭，而不聲不響地落幕，至終無人聞問，台灣的經濟競爭力就如此一次又一次的消磨殆盡。驀然回首，台灣出口規模如今竟已降至南韓一半，經濟成長也已淪為四小龍之末，孰令致之？
造成台灣今天競爭力的滑落，部分責任該歸咎於近年府院這些有決策權的高層們，但是一個沉默的文官體系，一個只知順應上意而未善盡建言責任的文官體系恐怕也難辭其咎。政黨會輪替，總統及閣揆會換人，但是高階文官們長居此位，一切政策從研擬、規劃到管考，至終還是由文官體系來執行，惟近年台灣官場就如海瑞筆下所言，「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文官們不知以專業力諫於前，又不知以臨深履薄的態度管考於後，試問「服務業發展行動方案」、「三三三衝刺計畫」、「大投資，大溫暖」如今安在哉？
就以服務業發展行動方案而言，2004年行政院以空前的資源全台座談，提出計畫，擘劃願景，但方案執行迄今，成效令人搖頭。以服務業部門中的商業而言，投資占產值比重在1990年代尚有10％，至2007年竟已降至5.7％。我們認為服務業方案若能認真執行，文官們若能以臨深履薄的態度將其視為台灣轉型的關鍵，台灣服務業何竟至此？
再以最近吳敦義院長所提的庶民經濟而言，文官們努力揣摩「庶民經濟」，甚至詳查康熙字典對庶民的定義，但所編出的第一份庶民經濟指標「生活物價指數」卻毫無政策意義可言。我們先前曾一再強調只有依五等分位家庭所得水準，編製貧、富家庭的物價指數，才能明白各階層面臨的物價壓力，行政院也才能據以提出紓解民困之策，但未料最後經文官體系商議的結果，竟提出一個了無新義的生活物價指數。
我們瞭解，依五等分位家庭所得編製物價指數若要精確，必須辦理查價點的調查，以釐清貧富家庭的消費行為及購買場所，這得增加預算及人力才能達成。文官體系本應趁此機會提升統計編製的水準，但令人失望的是，幾經跨部會討論，簡單組合而成的生活物價指數，就成了向吳揆交差的成績單。
日前各部會提到行政院的「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包山包海提了200多案，被吳揆評為「面面俱到，卻面面不到」。惟追溯自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的文官體系思維，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因為文官們已明白在多變政局下的自處之道。上意要「三三三衝刺方案」，沒問題；上意要「愛台十二建設」，沒問題；上意要「庶民經濟」，照樣可以提出一堆方案和指標。但如此擅於迎合敷衍，疏於檢討管考的文官文化，於台灣經濟發展終究是有害的。
我們籲請馬政府正視此事。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只有改變文官體系的文化，才能提升政府政策規劃及執行的能力，進而讓台灣擺脫經濟發展的困境。若任憑此種文官文化繼續消磨國家發展的根基，可以預期的是，未來不論誰執政，提出多好的政策，也屬枉然。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3+122009120400182,00.html
【聯合報╱社論】2009.12.04 04:07 am
新竹地檢署日前有項令人耳目一新的認定：司馬庫斯部落攔路收費案，檢察官認定部落未違法，並引用馬總統剛簽署的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認為主流社會須尊重原住民的部落生活方式，及對傳統領域的支配權。
這是馬英九總統簽署兩公約、並公布「兩公約施行法」後，在國內適用的頭一樁案件。與此對照的場景是，原本該在山林部落燃起的狼煙，日前卻在行政院大門口升起，那是八八風災中受創的五大原住民族對政府百日重建不力的抗議。冉冉上升的煙柱，暗喻中央政府對兩公約的認知與重視，或許還不如新竹檢察官。
原住民族提出三項訴求：中繼安置、住民參與、停止劃定特定區域。但政府回應一向強硬，官員多次發言塑造出災民「就是賴著不離危地」的錯誤印象，卻不針對災民最關心的以地易地、耕作權利、道路修復等疑問提出明確答案；大眾在救災激情褪去後也對災民多了幾許不諒解。
聯合國匯集國際經驗訂出的「國內流離失所問題指導原則」，值得台灣借鏡。例如：「應採適當措施保證被遷移者得到充分的資訊，說明遷移的理由和程序，並應說明補償和重新安置的條件」、「遷移中分散的家庭應能早日團聚」、「在決定遷移人民之前，應探討所有可能替代方案。若無替代方案，則應採取一切措施，將遷移範圍及負面影響減至最小」。
政府雖也喊出相應的重建口號：「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但實際作為卻與上述原則相違。
以高雄縣為例，共有近廿個受災狀況不一的原漢村／部落，政府的對策卻是撥出一塊離受災區域甚遠的土地，由慈善團體以民間捐款興建「集合式永久屋」，讓受災民眾作夥入住，並保證在明年漢人過年前，交出馬政府的第一張重建成績單。規格化的限時「統籌辦理」，對政府而言，一口氣「解決」問題，卻令災民為難。例如原居地全毀的小林村，日前舉行投票，以「三一三：一」的懸殊比數表達「希望自主重建，而非進駐大愛園區」，並期待政府撥出部分土地，小林人願意出錢出力，打造新的小林聚落，而不希望成為「永久屋群的一個單元」。
災區除了少數「確定非遷村不可」的部落外，還有些因為行路難，或者山上狀況未明而被劃入災區，災民多數被安置在沒有隔間隱私的軍營中。他們不打算遷村，但一時也無法返鄉，在多次爭取「有家庭功能」的中繼安置未果的情況下，只能自嘲「留在山上是災民，遷入軍營成難民」。累積的失望與無奈，可能使原住民重視的耶誕節成為情緒引爆點，政府須及早因應。
當然，政府也不無委屈。立法院才剛通過一千一百六十億元的重建預算；吳敦義也說：「只有這次災難才有永久屋，以前都沒有。」但是，原住民不是固執地反對「永久屋」，而是反對缺乏住民參與的「永久屋政策」；反對沒有「所有權」只有「使用權」的土地交換；反對只給「房子」而非重建部落生存空間的「速食式重建」。
每到選舉，政治人物總免不了赴部落示好，穿上頭目服裝、與耆老同喝連杯酒；但我們的政府可曾真正明白部落的心聲？可曾具體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或是深切理解原住民在巨大天災之後，部落分崩離析的處境，及憂懼不當遷村帶來文化滅絕的焦慮？
重建是個過程，部落需要參與，因為對付災難最有力的方法，是當個「有能力的鬥士」，而不是「依賴的受害者」。原住民歷史上也曾因災難而「自然遷村」；如何協助部落遷至另一相似環境，接續族群生命與文化，需要耐心與時間。
http://www.udn.com/2009/12/4/NEWS/OPINION/OPI1/5288736.shtml
◆社論－最佳導演飆淚 台灣電影還是陷谷底
【本報訊】中國時報 2009-12-04
看電影看得很心酸，大概是台灣電影觀眾特有的經驗。為什麼心酸？電影本身催淚是其一，更重要的，從電影裡看到台灣電影產業的起落浮沉，真的很難不讓人淚難自抑。今年金馬獎最佳導演戴立忍執導的《不能沒有你》，抱回多項大獎，卻只看到他在會場中，男兒淚幾度飆到講不出話來，更印證台灣影業環境糟到了什麼地步。
台灣電影環境低迷，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很多內外在因素的衝擊，讓台灣電影人腳陷泥沼，苦不堪言。就拿《不能沒有你》這部全年討論最多的最佳劇情片來說，全部製作經費僅六百萬，可謂最小成本的院線片，戴立忍得身兼導演、編劇甚至剪輯，一個人關在房裡三個月，剪出這部動人心弦的電影，戴導的淚，直接不掩藏地抒發他在製作過程的委屈和壓抑。
六百萬，給一般商業片搭場景都不夠。以熱翻全球的哈利波特第六集為例，製作費高達二億五千萬美元，七、八十億製作一部電影的手筆，台灣想都不要想。即使不和歐美大片相提並論，同樣是金馬獎入圍的《風聲》，製作費號稱四千萬人民幣，還有一說是不斷追加到八千萬人民幣，折合台幣二億到四億之譜。《南京．南京》也有七千萬人民幣，至於中國大陸的建政六十年大片《建國大業》，算是非常儉省的，製作費也有三千萬人民幣，不過，這是因為大卡司都一毛不收。
去年，同樣是金馬獎大贏家的《海角七號》，紅遍台灣，讓所有觀眾津津樂道長達一整年，這部片製作費算是相對高的，也不過台幣四千五百萬。海角的熱賣，一度讓大家興起一股希望，認為台灣電影終於該到了谷底翻身的時候了，然而，當魏導靠著海角賣座執拍他多年夢想的《賽德克巴萊》時，他的困境改變不大，即使得到政府的輔導金補助，都還是沒辦法挹注他不斷向上攀昇的製作經費。
寂寞難道一定得是台灣電影人的宿命嗎？想當年，台灣電影引領亞洲風潮，曾幾何時，台灣影業優勢竟一步一步被香港超越，如今連大陸電影從環境到品質都顯著地趕上台灣，以《瘋狂賽車》為例，同樣是一部社會批判性極強的電影，卻讓人笑到飆淚，電影元素充分而飽滿，娛樂效果奇佳。電影環境低迷，連帶的台灣甚至很久不再有真正的大明星了，金馬紅毯走下來，不是港星就是陸星。
《不能沒有你》，風光抱回多項大獎，這部以真人真事的社會新聞事件改編的電影，批判政府官僚心態，造成民怨無處可訴，絕大多數公務員卻沒興趣看，得獎之後，內政部決定出錢讓所屬抽籤觀賞，從電影了解民眾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卻引來基層公務員不滿，認為既剝奪他們的下班時間，看完還得寫心得報告，簡直是強迫中獎。連公務員都不肯看一部和他們相關的電影，可想而知，台灣電影要賣座有多難。
從扁政府到馬政府，改善製作環境、推動電影產業都是新聞局重點政策，卻始終不得法。畢竟政府預算有限，不可能將政府資源無限制投入在單一產業，尤其是電影產業風險其實滿大，投資錯誤的結果就是血本無歸，政府丟大錢還要有圖利他人的風險，多半都得先從大小影展抱一些成績，才能得到相對獎助，直言之，錦上添花有，雪中送炭難。台灣觀眾早已習慣好萊塢的電影口味，凡院線片若非大卡司、大場景、大製作，要受到青睞委實不易，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目前風湧的小成本製作，既難以在院線賣座，不如走電視電影的路線，先打通電視版權創造口碑，找回失落的觀眾群，否則拍一部賠一部，沒有哪個電影人吃得消。
台灣電影過去總能紅遍全亞洲，如今卻有走不出台灣的危機，電影不能只是導演個人的藝術理想囈語，商業電影不是小眾的藝術電影甚或實驗電影，導演的夢境轉幻成電影時，就必須成為能打動人心的作品，作品產出後還要有適當的商業機制行銷，才能有效促進電影產業良性循環，層層環節只靠政府，或只靠電影人都是不夠的。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2+112009120400446,00.html
◆社論－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
【本報訊】工商時報 2009-12-04
明朝嘉靖年間，戶部主事海瑞痛責文官們一味遷就上意，濫用名器、竭民脂膏、修齋建醮、大煉仙丹；他強調，為臣者本該勸阻君王停止這些荒謬的行為，但卻無一人敢直言。根據明史，海瑞在給明世宗的奏摺裡寫道：「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為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文官體系何以出現這樣的風氣，他總結自己的看法是：「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
其實，這種「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的情況非僅海瑞所處的年代有，台灣今天亦然。自2000年政黨輪替迄今，政策忽東忽西，忽放忽禁，計畫趕不上變化，變化趕不上長官的一句話，文官體系非但未依從專業力挽狂瀾，反而一味順從上意大做錦繡文章。幾年前高層對於西進大陸投資要「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文官們可以有一套說法，後來改成「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文官們照樣可以有另一套漂漂亮亮的說辭。
不僅如此，每一任閣揆一上台總要有自己的風格，於是在民進黨當政階段，游錫堃任院長時宣誓「服務業發展行動方案」，在謝長廷任院長時發行「月月有成績公報」，蘇貞昌當院長時端出「大投資，大溫暖」。去年再度換黨執政，劉兆玄出任院長後，「愛台十二建設」粉墨登場，如今吳敦義任閣揆，「庶民經濟方案」星夜之間又成為主流。這些方案在文官們生花妙筆下，總是風風光光起頭，而不聲不響地落幕，至終無人聞問，台灣的經濟競爭力就如此一次又一次的消磨殆盡。驀然回首，台灣出口規模如今竟已降至南韓一半，經濟成長也已淪為四小龍之末，孰令致之？
造成台灣今天競爭力的滑落，部分責任該歸咎於近年府院這些有決策權的高層們，但是一個沉默的文官體系，一個只知順應上意而未善盡建言責任的文官體系恐怕也難辭其咎。政黨會輪替，總統及閣揆會換人，但是高階文官們長居此位，一切政策從研擬、規劃到管考，至終還是由文官體系來執行，惟近年台灣官場就如海瑞筆下所言，「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文官們不知以專業力諫於前，又不知以臨深履薄的態度管考於後，試問「服務業發展行動方案」、「三三三衝刺計畫」、「大投資，大溫暖」如今安在哉？
就以服務業發展行動方案而言，2004年行政院以空前的資源全台座談，提出計畫，擘劃願景，但方案執行迄今，成效令人搖頭。以服務業部門中的商業而言，投資占產值比重在1990年代尚有10％，至2007年竟已降至5.7％。我們認為服務業方案若能認真執行，文官們若能以臨深履薄的態度將其視為台灣轉型的關鍵，台灣服務業何竟至此？
再以最近吳敦義院長所提的庶民經濟而言，文官們努力揣摩「庶民經濟」，甚至詳查康熙字典對庶民的定義，但所編出的第一份庶民經濟指標「生活物價指數」卻毫無政策意義可言。我們先前曾一再強調只有依五等分位家庭所得水準，編製貧、富家庭的物價指數，才能明白各階層面臨的物價壓力，行政院也才能據以提出紓解民困之策，但未料最後經文官體系商議的結果，竟提出一個了無新義的生活物價指數。
我們瞭解，依五等分位家庭所得編製物價指數若要精確，必須辦理查價點的調查，以釐清貧富家庭的消費行為及購買場所，這得增加預算及人力才能達成。文官體系本應趁此機會提升統計編製的水準，但令人失望的是，幾經跨部會討論，簡單組合而成的生活物價指數，就成了向吳揆交差的成績單。
日前各部會提到行政院的「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包山包海提了200多案，被吳揆評為「面面俱到，卻面面不到」。惟追溯自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的文官體系思維，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因為文官們已明白在多變政局下的自處之道。上意要「三三三衝刺方案」，沒問題；上意要「愛台十二建設」，沒問題；上意要「庶民經濟」，照樣可以提出一堆方案和指標。但如此擅於迎合敷衍，疏於檢討管考的文官文化，於台灣經濟發展終究是有害的。
我們籲請馬政府正視此事。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只有改變文官體系的文化，才能提升政府政策規劃及執行的能力，進而讓台灣擺脫經濟發展的困境。若任憑此種文官文化繼續消磨國家發展的根基，可以預期的是，未來不論誰執政，提出多好的政策，也屬枉然。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3+122009120400182,00.html
啃雞腿、動新聞與民主
◆觀念平台－啃雞腿、動新聞與民主
【陶儀芬】中國時報 2009-12-04
洪蘭批評台大醫學系學生上課啃雞腿、吃泡麵、打瞌睡事件，在洪蘭請辭評鑑委員、學生辦「力挽洪蘭」座談會之後算是落幕了。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授課老師、校方以及教育部兩周來的行動與發言都直接或間接地產生了觀念對話，現在學生要發展一些自律原則，自下學期起自我評鑑的結局堪稱圓滿。
不過媒體上有不少評論，都以學生自由與師長權威這樣一種二元對立的角度來看這個事件，而忽略了這個事件其實反映了台灣社會在民主化之後普遍遇到的一個困境：就是當由上而下的傳統權威消失後，個人自由的公共面向問題。
這讓我想起自己的一段經驗：長期以來，我對學生在課堂上吃東西或睡覺也沒有任何規範，多年前在一門與這次事件發生的「醫療與社會」同樣時段的課上，我請了一位在台訪問的外國學者來演講，由於接近中午，也有一些學生邊聽演講邊吃中飯，當時讓我覺得很失禮，在下一周上課時講了學生，認為學生應該基於對遠來講者的尊重，不要在課堂上吃中飯。沒想到在學期末的教學評鑑中，有不少學生反應，「老師早就應該規範上課吃飯的少數同學，因為菜飯的味道其實會影響到其他學生上課的權益。」
雖有論者談到，美國大學學風自由，上課喝可樂、吃漢堡、蹺腿者大有人在，這樣的風氣讓他們的學生更有想像力。但就我個人在美國讀書的經驗，除非是利用午餐時間舉行的小型午餐演講（brownbag talk），幾乎沒有看到學生在課堂上做出會影響公共權益的事情，如果有人真的吃東西發出聲音味道或私下交談，多半都會受到其他同學的白眼對待。
同樣地，如果有車輛綠燈右轉不耐心等候穿越斑馬線的行人，肯定會被眾人攔下理論一番。在美國，進出大樓或電梯一定會幫後來的人擋著門，如果遇到老弱婦孺也會讓他們先進去，要是哪個白目的人沒有這樣做，肯定會被當外星人一樣看待。這是一個民主社會長期享受個人自由後漸漸發展出來的公共性，個人自由是要以讓社會更多數人得到自由為前提，不能因為個人任意享受自由而不顧他人權益，不然就會變成一個自私自利的野蠻社會，社會契約論者所說的強凌弱、大欺小的自然狀態。
其實在壓制個人的權威消失後，沒有考慮到享受個人自由公共面向的不只是上課交談或吃飯的學生，還有為了勝選挑撥族群仇恨的政客、為了賺錢報導充斥腥羶色日趨下流的媒體。在最近的「動新聞」事件中，如果媒體擔心目前這股社會憤怒會帶來保守力量的反撲，趁機擴張國家權力侵犯言論自由的話，就趕緊展現民主社會中享有言論自由的個體可以主動建立公共規範的能力，為民主社會擺脫自然狀態的社會契約盡一己之力。
如果大學生都可以反省到自己漫不經心行為的公共面向的話，珍惜民主社會言論自由的媒體高層怎麼不可以呢？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1+112009120400453,00.html
【陶儀芬】中國時報 2009-12-04
洪蘭批評台大醫學系學生上課啃雞腿、吃泡麵、打瞌睡事件，在洪蘭請辭評鑑委員、學生辦「力挽洪蘭」座談會之後算是落幕了。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授課老師、校方以及教育部兩周來的行動與發言都直接或間接地產生了觀念對話，現在學生要發展一些自律原則，自下學期起自我評鑑的結局堪稱圓滿。
不過媒體上有不少評論，都以學生自由與師長權威這樣一種二元對立的角度來看這個事件，而忽略了這個事件其實反映了台灣社會在民主化之後普遍遇到的一個困境：就是當由上而下的傳統權威消失後，個人自由的公共面向問題。
這讓我想起自己的一段經驗：長期以來，我對學生在課堂上吃東西或睡覺也沒有任何規範，多年前在一門與這次事件發生的「醫療與社會」同樣時段的課上，我請了一位在台訪問的外國學者來演講，由於接近中午，也有一些學生邊聽演講邊吃中飯，當時讓我覺得很失禮，在下一周上課時講了學生，認為學生應該基於對遠來講者的尊重，不要在課堂上吃中飯。沒想到在學期末的教學評鑑中，有不少學生反應，「老師早就應該規範上課吃飯的少數同學，因為菜飯的味道其實會影響到其他學生上課的權益。」
雖有論者談到，美國大學學風自由，上課喝可樂、吃漢堡、蹺腿者大有人在，這樣的風氣讓他們的學生更有想像力。但就我個人在美國讀書的經驗，除非是利用午餐時間舉行的小型午餐演講（brownbag talk），幾乎沒有看到學生在課堂上做出會影響公共權益的事情，如果有人真的吃東西發出聲音味道或私下交談，多半都會受到其他同學的白眼對待。
同樣地，如果有車輛綠燈右轉不耐心等候穿越斑馬線的行人，肯定會被眾人攔下理論一番。在美國，進出大樓或電梯一定會幫後來的人擋著門，如果遇到老弱婦孺也會讓他們先進去，要是哪個白目的人沒有這樣做，肯定會被當外星人一樣看待。這是一個民主社會長期享受個人自由後漸漸發展出來的公共性，個人自由是要以讓社會更多數人得到自由為前提，不能因為個人任意享受自由而不顧他人權益，不然就會變成一個自私自利的野蠻社會，社會契約論者所說的強凌弱、大欺小的自然狀態。
其實在壓制個人的權威消失後，沒有考慮到享受個人自由公共面向的不只是上課交談或吃飯的學生，還有為了勝選挑撥族群仇恨的政客、為了賺錢報導充斥腥羶色日趨下流的媒體。在最近的「動新聞」事件中，如果媒體擔心目前這股社會憤怒會帶來保守力量的反撲，趁機擴張國家權力侵犯言論自由的話，就趕緊展現民主社會中享有言論自由的個體可以主動建立公共規範的能力，為民主社會擺脫自然狀態的社會契約盡一己之力。
如果大學生都可以反省到自己漫不經心行為的公共面向的話，珍惜民主社會言論自由的媒體高層怎麼不可以呢？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1+112009120400453,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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