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 社論

◆部落狼煙的隱喻

【聯合報╱社論】2009.12.04 04:07 am

新竹地檢署日前有項令人耳目一新的認定：司馬庫斯部落攔路收費案，檢察官認定部落未違法，並引用馬總統剛簽署的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認為主流社會須尊重原住民的部落生活方式，及對傳統領域的支配權。

這是馬英九總統簽署兩公約、並公布「兩公約施行法」後，在國內適用的頭一樁案件。與此對照的場景是，原本該在山林部落燃起的狼煙，日前卻在行政院大門口升起，那是八八風災中受創的五大原住民族對政府百日重建不力的抗議。冉冉上升的煙柱，暗喻中央政府對兩公約的認知與重視，或許還不如新竹檢察官。

原住民族提出三項訴求：中繼安置、住民參與、停止劃定特定區域。但政府回應一向強硬，官員多次發言塑造出災民「就是賴著不離危地」的錯誤印象，卻不針對災民最關心的以地易地、耕作權利、道路修復等疑問提出明確答案；大眾在救災激情褪去後也對災民多了幾許不諒解。

聯合國匯集國際經驗訂出的「國內流離失所問題指導原則」，值得台灣借鏡。例如：「應採適當措施保證被遷移者得到充分的資訊，說明遷移的理由和程序，並應說明補償和重新安置的條件」、「遷移中分散的家庭應能早日團聚」、「在決定遷移人民之前，應探討所有可能替代方案。若無替代方案，則應採取一切措施，將遷移範圍及負面影響減至最小」。

政府雖也喊出相應的重建口號：「離災不離村，離村不離鄉」，但實際作為卻與上述原則相違。

以高雄縣為例，共有近廿個受災狀況不一的原漢村／部落，政府的對策卻是撥出一塊離受災區域甚遠的土地，由慈善團體以民間捐款興建「集合式永久屋」，讓受災民眾作夥入住，並保證在明年漢人過年前，交出馬政府的第一張重建成績單。規格化的限時「統籌辦理」，對政府而言，一口氣「解決」問題，卻令災民為難。例如原居地全毀的小林村，日前舉行投票，以「三一三：一」的懸殊比數表達「希望自主重建，而非進駐大愛園區」，並期待政府撥出部分土地，小林人願意出錢出力，打造新的小林聚落，而不希望成為「永久屋群的一個單元」。

災區除了少數「確定非遷村不可」的部落外，還有些因為行路難，或者山上狀況未明而被劃入災區，災民多數被安置在沒有隔間隱私的軍營中。他們不打算遷村，但一時也無法返鄉，在多次爭取「有家庭功能」的中繼安置未果的情況下，只能自嘲「留在山上是災民，遷入軍營成難民」。累積的失望與無奈，可能使原住民重視的耶誕節成為情緒引爆點，政府須及早因應。

當然，政府也不無委屈。立法院才剛通過一千一百六十億元的重建預算；吳敦義也說：「只有這次災難才有永久屋，以前都沒有。」但是，原住民不是固執地反對「永久屋」，而是反對缺乏住民參與的「永久屋政策」；反對沒有「所有權」只有「使用權」的土地交換；反對只給「房子」而非重建部落生存空間的「速食式重建」。

每到選舉，政治人物總免不了赴部落示好，穿上頭目服裝、與耆老同喝連杯酒；但我們的政府可曾真正明白部落的心聲？可曾具體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或是深切理解原住民在巨大天災之後，部落分崩離析的處境，及憂懼不當遷村帶來文化滅絕的焦慮？

重建是個過程，部落需要參與，因為對付災難最有力的方法，是當個「有能力的鬥士」，而不是「依賴的受害者」。原住民歷史上也曾因災難而「自然遷村」；如何協助部落遷至另一相似環境，接續族群生命與文化，需要耐心與時間。

http://www.udn.com/2009/12/4/NEWS/OPINION/OPI1/5288736.shtml


◆社論－最佳導演飆淚 台灣電影還是陷谷底

【本報訊】中國時報 2009-12-04

    　看電影看得很心酸，大概是台灣電影觀眾特有的經驗。為什麼心酸？電影本身催淚是其一，更重要的，從電影裡看到台灣電影產業的起落浮沉，真的很難不讓人淚難自抑。今年金馬獎最佳導演戴立忍執導的《不能沒有你》，抱回多項大獎，卻只看到他在會場中，男兒淚幾度飆到講不出話來，更印證台灣影業環境糟到了什麼地步。

    　台灣電影環境低迷，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很多內外在因素的衝擊，讓台灣電影人腳陷泥沼，苦不堪言。就拿《不能沒有你》這部全年討論最多的最佳劇情片來說，全部製作經費僅六百萬，可謂最小成本的院線片，戴立忍得身兼導演、編劇甚至剪輯，一個人關在房裡三個月，剪出這部動人心弦的電影，戴導的淚，直接不掩藏地抒發他在製作過程的委屈和壓抑。

    　六百萬，給一般商業片搭場景都不夠。以熱翻全球的哈利波特第六集為例，製作費高達二億五千萬美元，七、八十億製作一部電影的手筆，台灣想都不要想。即使不和歐美大片相提並論，同樣是金馬獎入圍的《風聲》，製作費號稱四千萬人民幣，還有一說是不斷追加到八千萬人民幣，折合台幣二億到四億之譜。《南京．南京》也有七千萬人民幣，至於中國大陸的建政六十年大片《建國大業》，算是非常儉省的，製作費也有三千萬人民幣，不過，這是因為大卡司都一毛不收。

    　去年，同樣是金馬獎大贏家的《海角七號》，紅遍台灣，讓所有觀眾津津樂道長達一整年，這部片製作費算是相對高的，也不過台幣四千五百萬。海角的熱賣，一度讓大家興起一股希望，認為台灣電影終於該到了谷底翻身的時候了，然而，當魏導靠著海角賣座執拍他多年夢想的《賽德克巴萊》時，他的困境改變不大，即使得到政府的輔導金補助，都還是沒辦法挹注他不斷向上攀昇的製作經費。

    　寂寞難道一定得是台灣電影人的宿命嗎？想當年，台灣電影引領亞洲風潮，曾幾何時，台灣影業優勢竟一步一步被香港超越，如今連大陸電影從環境到品質都顯著地趕上台灣，以《瘋狂賽車》為例，同樣是一部社會批判性極強的電影，卻讓人笑到飆淚，電影元素充分而飽滿，娛樂效果奇佳。電影環境低迷，連帶的台灣甚至很久不再有真正的大明星了，金馬紅毯走下來，不是港星就是陸星。

    　《不能沒有你》，風光抱回多項大獎，這部以真人真事的社會新聞事件改編的電影，批判政府官僚心態，造成民怨無處可訴，絕大多數公務員卻沒興趣看，得獎之後，內政部決定出錢讓所屬抽籤觀賞，從電影了解民眾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卻引來基層公務員不滿，認為既剝奪他們的下班時間，看完還得寫心得報告，簡直是強迫中獎。連公務員都不肯看一部和他們相關的電影，可想而知，台灣電影要賣座有多難。

    　從扁政府到馬政府，改善製作環境、推動電影產業都是新聞局重點政策，卻始終不得法。畢竟政府預算有限，不可能將政府資源無限制投入在單一產業，尤其是電影產業風險其實滿大，投資錯誤的結果就是血本無歸，政府丟大錢還要有圖利他人的風險，多半都得先從大小影展抱一些成績，才能得到相對獎助，直言之，錦上添花有，雪中送炭難。台灣觀眾早已習慣好萊塢的電影口味，凡院線片若非大卡司、大場景、大製作，要受到青睞委實不易，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目前風湧的小成本製作，既難以在院線賣座，不如走電視電影的路線，先打通電視版權創造口碑，找回失落的觀眾群，否則拍一部賠一部，沒有哪個電影人吃得消。

    　台灣電影過去總能紅遍全亞洲，如今卻有走不出台灣的危機，電影不能只是導演個人的藝術理想囈語，商業電影不是小眾的藝術電影甚或實驗電影，導演的夢境轉幻成電影時，就必須成為能打動人心的作品，作品產出後還要有適當的商業機制行銷，才能有效促進電影產業良性循環，層層環節只靠政府，或只靠電影人都是不夠的。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2+112009120400446,00.html


◆社論－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

【本報訊】工商時報 2009-12-04

    　明朝嘉靖年間，戶部主事海瑞痛責文官們一味遷就上意，濫用名器、竭民脂膏、修齋建醮、大煉仙丹；他強調，為臣者本該勸阻君王停止這些荒謬的行為，但卻無一人敢直言。根據明史，海瑞在給明世宗的奏摺裡寫道：「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為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文官體系何以出現這樣的風氣，他總結自己的看法是：「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

    　其實，這種「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的情況非僅海瑞所處的年代有，台灣今天亦然。自2000年政黨輪替迄今，政策忽東忽西，忽放忽禁，計畫趕不上變化，變化趕不上長官的一句話，文官體系非但未依從專業力挽狂瀾，反而一味順從上意大做錦繡文章。幾年前高層對於西進大陸投資要「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文官們可以有一套說法，後來改成「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文官們照樣可以有另一套漂漂亮亮的說辭。

    　不僅如此，每一任閣揆一上台總要有自己的風格，於是在民進黨當政階段，游錫堃任院長時宣誓「服務業發展行動方案」，在謝長廷任院長時發行「月月有成績公報」，蘇貞昌當院長時端出「大投資，大溫暖」。去年再度換黨執政，劉兆玄出任院長後，「愛台十二建設」粉墨登場，如今吳敦義任閣揆，「庶民經濟方案」星夜之間又成為主流。這些方案在文官們生花妙筆下，總是風風光光起頭，而不聲不響地落幕，至終無人聞問，台灣的經濟競爭力就如此一次又一次的消磨殆盡。驀然回首，台灣出口規模如今竟已降至南韓一半，經濟成長也已淪為四小龍之末，孰令致之？

    　造成台灣今天競爭力的滑落，部分責任該歸咎於近年府院這些有決策權的高層們，但是一個沉默的文官體系，一個只知順應上意而未善盡建言責任的文官體系恐怕也難辭其咎。政黨會輪替，總統及閣揆會換人，但是高階文官們長居此位，一切政策從研擬、規劃到管考，至終還是由文官體系來執行，惟近年台灣官場就如海瑞筆下所言，「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文官們不知以專業力諫於前，又不知以臨深履薄的態度管考於後，試問「服務業發展行動方案」、「三三三衝刺計畫」、「大投資，大溫暖」如今安在哉？

    　就以服務業發展行動方案而言，2004年行政院以空前的資源全台座談，提出計畫，擘劃願景，但方案執行迄今，成效令人搖頭。以服務業部門中的商業而言，投資占產值比重在1990年代尚有10％，至2007年竟已降至5.7％。我們認為服務業方案若能認真執行，文官們若能以臨深履薄的態度將其視為台灣轉型的關鍵，台灣服務業何竟至此？

    　再以最近吳敦義院長所提的庶民經濟而言，文官們努力揣摩「庶民經濟」，甚至詳查康熙字典對庶民的定義，但所編出的第一份庶民經濟指標「生活物價指數」卻毫無政策意義可言。我們先前曾一再強調只有依五等分位家庭所得水準，編製貧、富家庭的物價指數，才能明白各階層面臨的物價壓力，行政院也才能據以提出紓解民困之策，但未料最後經文官體系商議的結果，竟提出一個了無新義的生活物價指數。

    　我們瞭解，依五等分位家庭所得編製物價指數若要精確，必須辦理查價點的調查，以釐清貧富家庭的消費行為及購買場所，這得增加預算及人力才能達成。文官體系本應趁此機會提升統計編製的水準，但令人失望的是，幾經跨部會討論，簡單組合而成的生活物價指數，就成了向吳揆交差的成績單。

    　日前各部會提到行政院的「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包山包海提了200多案，被吳揆評為「面面俱到，卻面面不到」。惟追溯自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的文官體系思維，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因為文官們已明白在多變政局下的自處之道。上意要「三三三衝刺方案」，沒問題；上意要「愛台十二建設」，沒問題；上意要「庶民經濟」，照樣可以提出一堆方案和指標。但如此擅於迎合敷衍，疏於檢討管考的文官文化，於台灣經濟發展終究是有害的。

    　我們籲請馬政府正視此事。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只有改變文官體系的文化，才能提升政府政策規劃及執行的能力，進而讓台灣擺脫經濟發展的困境。若任憑此種文官文化繼續消磨國家發展的根基，可以預期的是，未來不論誰執政，提出多好的政策，也屬枉然。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3+122009120400182,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