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被害人 執法單位做得太少

◆社論－保護被害人 執法單位做得太少

2010-05-10 中國時報【本報訊】

    　新任法務部長接手之後，無預警地執行了四個死刑，將台灣從不執行死刑國家的名單內打下，同時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與國內的熱烈討論。一時之間，論辯的焦點似乎集中在台灣究竟要不要改變廢除死刑的政策，以及接下來還會不會繼續執行死刑的問題之上。

    　有關的討論持續進行，是件好事，有助於讓台灣從事公民理性對話與發展審議民主。不過，我們以為，已經出現的討論之中，有一個部分明顯不足，甚至可能受到了刻意的忽略，那就是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應該如何加強問題。

    　應該所有人都會同意，不論是否要繼續執行死刑，是否廢除死刑，犯罪被害人保護都是非做不可的事。這不僅是照顧公平所必須，也應看作是社會福利保障的重要章節，容我們直言，法務部身為主管機關，這一方面做得極不理想，犯罪被害人的保護與照顧如果繳了白卷，犯罪被害人的冤抑痛楚因為生活困難或是身心煎熬而不能平復，當然就會難以脫離受害的悲苦情境，我們寧可相信法務部只是疏於注意此一工作的重要性，而不是有意地不對犯罪被害人及家屬施以援手，以利用被害人的怨憤強化法務部逢用公權力乃至執行死刑的正當性。然而，犯罪被害人保護依法可為之事甚多，而做的實在太少。現在法務部已經執行了四個死刑，是到了應該徹底檢討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不能再任其荒疏的時候了。

    　犯罪被害人保護是由政府對因犯罪行為而死亡、受重傷及性侵害的被害人及家屬提供補償與救助的工作。從事此項工作，有幾項必須避免的錯誤，我們希望主管機關有則改之，無則自勉。首先，提供犯罪被害人補償，是福利行政，目的是要給予需要撫慰的被害人補償，而不是能不補償就不補償；所以不能採取寧缺毋濫的心態，尤其不應擺出施恩甚或施捨的態度，前不久殺警案中殉職警察林安順的家屬求助於犯罪被害人保護單位，感受惡劣，一葉已可知秋。犯罪被害人傷痛在身，受償無門，如果還要遭受官僚的冷臉白眼，情何以堪！法務部部長在簽署死刑之餘，千萬不要以為就此對得起被害人家屬，忽略了督促所屬拿出愛心照顧犯罪被害人。

    　其次，許多人以為，應由罪犯賠償被害人，為何要由國家或政府使用公帑給被害人？國家因為法律要求保護犯罪被害人，包括依申請提供犯罪被害補償金；補償金並非代替罪犯賠償，而且可以就補償金向罪犯求償。這其中國家一方面照顧了犯罪被害人，另外一方面還可直接向罪犯求償，省卻了犯罪被害人向罪犯追索的一部分困難，這其實是很恰當的安排。如果以為國家提供補償就是代罪犯賠償，因此吝於為之，不但犯了不諳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的錯誤，而且是將金錢看的遠比對犯罪被害人的撫慰來得重要。國家為了節省金錢而不肯向犯罪被害人伸出援手，豈是要為被害人伸張正義的政府所應有的態度？

    　更重要的是，來自國家的幫助，不必僅僅是提供犯罪被害人一紙冰冷的有罪判決書，也未必就是金錢上的補助，還應該包括生理、心理治療及生活重建的協助，許多犯罪被害人始終走不出受害的陰影，可能就是因為欠缺適當的開導，無法脫離受害當時的痛苦情境的緣故。現行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令設立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的功能與業務，包羅齊全，可惜的是囿於觀念與資源配置不當，寫在規章制度之中的良法美意，付諸實現的部分，少之又少。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如果仍是空中樓閣，法務部身為主管機關，就是難辭其咎。

    　誰都知道，將殺人凶手處以極刑，其實換不回來犯罪被害人失去的生命，不但不能構成犯罪被害人的賠償，也並不能真正撫慰犯罪被害人受創的心靈。政府真的顧念犯罪被害人的苦痛，就絕不能以將罪犯繩之以法處以極刑就是交代了事，而必須要切實地負責推動犯罪被害人保護福利行政，寬列經費預算，普設保護機構，才是保障權益的真正方法，否則就是執行再多的死刑，也不是解藥。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0,5252,11051402x112010051000319,00.html


◆觀念平台－死刑宜慎不宜廢

2010-04-29 中國時報 【許家馨】

    　反對死刑的論證策略是模糊「應報」與「復仇」的差別。但「應報」不應該是集體復仇，而是「社會莊嚴地宣示對於罪行的譴責，並課予罪犯合乎比例的責任」。康德這段話，是啟蒙應報思想的代表：「謀殺者必須死。正因為生命無可取代，在正義的天平上只能以生命平衡生命」、「罪刑必須合乎比例」是啟蒙應報思想的精髓，也是刑罰體系的骨幹。「治亂世用重典」是嚇阻理論被扭曲後的產物，不是啟蒙應報觀的產物。

    　人性尊嚴來自於人有克服環境制約，選擇合乎道德法則的自由。正因為人的尊嚴來自這個自由，因此接受道德法則所要求的公平報償，乃是謀殺犯能證明生命尊嚴的最後機會。這世間有超越生命的崇高價值，而正義正是如此價值。對於正義的信仰打折扣，把「生命」本身以為是終極價值來源，無論如何都不能剝奪，反而會掏空生命的尊嚴，陷入外表崇高但內在虛無的生命觀。

    　然而，我們必須非常小心。我們可以信仰正義，但是不能誤以為人間政權有能力僭越上帝的地位，全知全能地執行正義，因而放縱仇恨之火。人間政權追求的正義是有限的。其認知能力有嚴重的侷限，因而可能會誤殺，更嚴重的是，它會腐敗，還可能濫殺。「有限正義」的自覺，要求運用死刑時，必須極端謹慎，層層節制，把誤殺的可能性降到幾近於零。而且，不止應揭露犯罪的真相，在量刑時，也要避免道德憤怒蒙蔽我們對於罪犯的理解與悲憫。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一九七六年的Gregg v. Georgia案中，判定喬治亞州的死刑制度合憲，是因為喬治亞州在經過刑事司法改革後，大幅度改善了原本「恣意且浮動」的死刑實務。該州把有罪無罪的審判程序，與處刑的程序區分開來。在處刑階段，唯有陪審團全體一致同意，起碼有一個加重因素，全無緩和因素，且證明到超越合理懷疑的程度，才能做出死刑判決。喬治亞州改革方案後來成為全美國三分之二維持死刑的州的改革藍本。

    　我可以理解台灣廢死運動的能量來自於對威權體制濫殺的反動。帶領廢除死刑潮流的歐洲，在廿世紀經過兩次大戰、民主崩潰、納粹屠殺，對於國家荼毒的集體記憶導致對於連民主政權執行「有限正義」都相當的悲觀，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不認為應該一竿子打翻所有民主政權追求「有限正義」的可能性。保留死刑的先進民主國家如美國、日本所做的是正是這樣的努力。徹底否認執行「有限正義」的可能性，讓我們無法把社會渴求公義的巨大能量，凝聚起來改善制度，反而陷入無止境的爭議當中。

    　若嚴格限於重大殺人罪犯，死刑本身在道德上可被允許，然而，此時此地的體制能否扛得起執行正義的責任卻是另一回事。基於正義原則，寧可誤放，不可錯殺。我對於一個連蘇建和案都無法處理好的刑事司法體系，有無資格承擔執行死刑所伴隨的道德責任，抱持高度懷疑。因此，我主張立法全面暫停執行死刑，訂出刑事司法體系改革時間表，特別針對死刑審判與執行程序的審查機制，進行大幅度的改革，所有死刑犯在新程序下重新審查，才能對犯罪毫無置疑，且極端敵視人性的謀殺罪犯恢復執行極少數的死刑。

    　（作者為中研院法律所助研究員）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0,5252,11051401x112010042900426,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