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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從經濟專業沉淪到經濟民粹

【本報訊】中國時報 2009-11-16

     　曾任央行副總裁的前財政部長許嘉棟在一場「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座談會上指出，台灣可能陷入「經濟民粹」泥淖中；他並以兩岸近十多年的發展比較，認為「台灣在經濟民粹下，走倒退路」。這番話確實點出若干問題；如果，台灣的經濟政策，不能由「經濟民粹」重返經濟專業，台灣經濟則可能在偏離專業的混亂中日益沉淪。

    　許嘉棟舉的例子，包括雙卡利率上限、油電價格管制、賦稅改革、肥貓議題等，都有經濟議題民粹化的傾向。這些議題，有發生在前朝政府任內，但也有屬現任政府任內，顯然，經濟民粹化不是某一黨派的「專利」，而是藍綠政府都有此傾向。而此現象，更顯示台灣社會已逐漸成為經濟民粹的溫床，經濟專業更受壓抑。

    　以此四大議題而言，油電價格管制的「不公不義」非常明顯，使用油電多者為企業與富人，油電價格凍漲形同以國庫補貼企業與富人，且更難落實節能目標。民進黨政府的油電凍漲，短短一年多概估讓國庫損失上千億元。雙卡利率上限，則是以銀行放高利貸為訴求，強要以法令訂定利率上限，既無視於銀行已是完全競爭市場，又違背以不同利率區隔貸款者還款能力與信用的授信原則，更違逆了利率自由化趨勢。賦稅改革，則在討好大眾的心態下，只見減稅不見加稅，讓政府稅收短徵數創新高。至於肥貓議題，則更是亂打一氣，甚至干涉到民間企業的給薪權利。

    　事實上，有「民粹」傾向之經濟政策還不止於此。為了討好各地方及不同族群的民眾，不顧專業的經濟效益評估，在各地廣蓋的「博物館」、客家文物館、甚至「國際機場」，最後都淪為蚊子館，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在經濟民粹下，導致的錯誤？

    　再放大來看，甚至對兩岸經貿與投資方面的管制限制，也帶有民粹性質。經濟專業上評估，即使從過去十多年兩岸產業的發展觀察，已明確看出限制國內企業赴大陸投資，其結果是讓企業逐步流失競爭力，但政府官員因為擔心本土基本教義派的批評與壓力，仍只願意採最「安全」的做法─即到實在擋不住、對岸相關產業與技術層次都已追上後，才可能開放。結果就是置台灣企業於險地，企業永遠無法搶得先機、永遠處在苦苦追趕的劣勢中。看到在大陸全力發展面板之際，經濟部還把台灣面板廠商「卡死」在島內，就知道這股力量的影響。

    　台灣經濟發展初期，政治上處次威權體制，經濟上則是專業掛帥。從尹仲容到李國鼎，甚至民主化之後的蕭萬長、江丙坤，都能在一個相對外界干擾較少的環境下，以經濟專業為依據做出決策。雖然民主化後的國民黨執政時期，面對更多壓力與干擾，但長期培養出的財經官僚團隊，仍能盡量讓經濟決策保有專業性。但到民進黨執政後，過多的政治與選舉利益考量，讓經濟專業逐步沉淪。

    　那麼，難道民主化後的台灣，只能眼看著經濟專業沉淪為經濟民粹嗎？未必！過去，財經決策官員只要秉持專業、提出政策，其它的壓力，就讓威權政體去頂吧。但現在的官員，在能提出經濟專業上的政策外，也要有對外界做政策說明與說服的能力，更要有承擔外界壓力的專業良知與擔當。事實上，去年劉內閣上台後，讓油電凍漲政策解凍的做法，就是一個相當正面的例子。

    　在經濟政策上，不能否認的是經濟專業與一般民眾易有距離，一個經濟政策可能會造成許多連續的影響；表面上的「得利」未必真的是得利。如油電凍漲，萬民喊萬歲，似乎每個民眾都受惠；但實質上則是讓低所得者補貼高所得者與企業，是典型的不公不義政策。再如雙卡利率訂上限，一句罵銀行「高利貸吸血鬼」，能得到多少民眾支持；但實際上以法律強制降低利率，可能讓更多「信用邊緣人」難以貸款周轉，更把這些人推向地下錢莊。

    　如果政府附和這些說法，無法把持專業，更無能力對外界做專業的說服，最後，經濟政策就真的淪為專業消跡、民粹當道。此一趨勢，值得台灣社會各界與政府警惕。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2+112009111600294,00.html


◆兩岸下一甲子：出路要寬，境界要高

【聯合報╱社論】2009.11.16 03:37 am

這次「兩岸一甲子研討會」，被視為雙方的「二軌對話」。發言盈庭之中，大陸團長鄭必堅的兩句話令人印象深刻；他說：「眼界決定境界，思路決定出路。」

此會的功能既是投石問路，各抒己見亦是理所當然。然而，會中出現的歧見若與一甲子前、甚或五年前的歧見相較，歧見雖仍有歧見，但「眼界」與「思路」皆已有大幅的精進，不可同日而語。即以大陸方面的發言而論，三十年前，中國大陸對外主張「以世界革命為己任」，對台灣主張「解放台灣」，對內主張「以階級鬥爭為綱」；如今則出現了鄭必堅的「三和理論」（對外和平，對內和諧，兩岸和解）。今昔對照，眼界提高，思路亦開。又如，二十年前，北京的主旋律是「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但如今則有廈門大學劉國深院長的「國家球體／國際星系」論，明白標舉：「中國這個『國家球體』的球面，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兩個競爭中的政權構成，她們分別在背對背的空間和場合代表著中國，雙方形成了事實上『一體兩面』的關係。」這裡也看到了眼界與思路的提高和放大。

鄭必堅的說法，容我們借用並調整一下。我們認為，兩岸能從過去走到今天，確實是「眼界決定境界／思路決定出路」；但欲從今天走向未來，也許應當調整成「境界決定眼界／出路決定思路」。

什麼是眼界？眼界的主要成分是知識。毛澤東之所以用人民公社及文化大革命，來實踐其「馬／恩／列／史／毛」的「雞尾酒式的共產主義」，主要是因他的知識貧弱；宋江加張獻忠不能治理二十世紀的中國。到了鄧小平等發動對毛澤東的鞭屍革命，則主要仍是迫於形勢不得不然；至於提出「改革開放」的主張，其實當時一切都還說不準，所以「摸著石頭過河」這句話用了二十餘年，原因亦在知識上的不確定性。但是，到了今天，改革開放三十年已見巨大成效，是非黑白已是一清二楚，科學統計數字已代替了「放衛星」，利潤誘因則代替了「搖紅旗」；一切已從政治掛帥變成知識掛帥。所以，就知識與眼界而論，如今皆已不是問題；從現在走向未來，決定因素是在境界，也就是決定在使用知識的良知、理想與胸襟。相對而言，過去以政治意識形態的「思路」，侷限了「出路」；如今若看見了「出路」，則不能再被政治意識形態的「思路」所綑綁。同樣的道理，這也應當是未來兩岸關係的主軸思維：「境界決定眼界，出路決定思路。」

出於這樣的見解，我們對鄭必堅的談話仍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歸結，頗感意外。其實，「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應當是「前二○○八」的語彙；正因此一論述的「境界」與「出路」皆有侷限，所以才有二○○五年「連胡會」提出了「和平發展論」，是「境界」的提升，也是「出路」的放大。到了「後二○○ 八」的今天，「九二共識」已是兩岸的政策主軸，「一中各表」則是其必然存在的潛台詞；這無論在眼界、境界、及思路、出路上，皆已超越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論述。鄭必堅的談話，會不會是境界與出路上的倒退？

北京方面有人在會中說，只承認「九二共識」，不承認「一中各表」。但是，倘若連「一中各表」也被視為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且所謂的「統一」也就是「我吃掉你」；試問，這個方案的「境界」如何？又難道會是「出路」？

北京一直說「什麼都能談」；其實，兩岸要談的就是「境界」與「出路」。例如，什麼是「中國」，其實是一個「境界」的問題；又如，兩岸的政治方案是否只有「我吃掉你」一個版本，則是「出路」問題。

我們對這次充滿「歧見」、但眼界與思路皆已見相對開闊的兩岸研討會表示高度肯定，亦對下一甲子的兩岸關係可望有更加開闊的眼界、境界、思路、出路，寄以高度的期待。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5253184.shtml


◆社論－遍插茱萸少一人

【本報訊】工商時報 2009-11-16

      唐朝大詩人王維在其膾炙人口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中寫道：「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這首詩深刻描繪兄弟登高，獨缺一人的遺憾；剛好最近行政院決定任命前經濟部長尹啟銘擔任政務委員，也讓我們聯想到行政團隊眾政務委員當中，獨缺一位主管財金業務的政務委員，對於將來財金政務的推動，勢必造成負面的影響，我們因此呼籲執政當局應儘速予以補齊。

    　現行的「行政院組織法」仍是民國69年6月29日的版本，其後雖然有幾次修訂的計畫，但都因為朝野對峙，所有的修訂版本都未能過關。即使目前國民黨在立法院具有絕對優勢，所提的最新修訂版本，迄今仍未完成立法。依照現行「行政院組織法」第四條規定：「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均為政務委員。行政院置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五人至七人。」

    　根據行政院全球資訊網的公布，目前行政院現有七位政務委員，加上即將上任的尹啟銘，一共有八位，其中高思博是「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並為政務委員」，應屬組織法第四條第一項「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均為政務委員」的身份，因而不佔用組織法第四條第二項「行政院置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五人至七人」的名額。然而，蔡勳雄則是政務委員「兼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范良銹則是政務委員「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兩位都非屬組織法第四條第一項「各部會首長同時為政務委員」的身份，因此尹啟銘上任之後，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最高七人的名額均已用罄。

    　大家都知道現有各位不管部會政務委員，都是在特定領域學養豐富的學者專家，或行政歷練完整的政府官員，其中蔡勳雄是都市計畫專家，也歷任政府都市計畫相關部門的各個重要職務；曾志朗則是心理學博士，擔任過大學校長、教育部長等要職；張進福則是電機工程專家，也曾擔任國立暨南大學校長；范良銹則是運輸工程專家，曾擔任台北市捷運局局長；薛承泰則是社會學博士，曾擔任台大社會學系教授、台北市社會局局長；梁啟源則是能源經濟專家，任職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即將上任的尹啟銘則一直在經濟部任職，從工業局長、常務次長、政務次長到經濟部長，經濟行政閱歷完整豐富。然而，上述名單也顯示，不管部會的政務委員當中，竟然沒有任何屬於財政、金融領域的學者專家或政府官員。

    　目前有關財政部、央行、金管會等財金部會的重要法案之審查，依照行政院現行「法案分工審查表」規定，乃由副院長朱立倫親自擔綱。朱副院長是美國紐約大學會計學博士，曾任台大會計學系教授，也擔任過一任立法委員、兩任桃園縣長，資歷完整，然而目前還兼任「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的法定主任委員，同時又是全國防災中心的總指揮、賦改會的總召集人，加上其他重要職務，他負責的工作可用「多到難以勝數」形容。

    　然而有關財政金融的重要法案審查及相關政務協調，攸關整個社會的金融穩定、國內金融產業的長期發展、兩岸金融監理的協商、ECFA談判的金融業早期收穫、兩岸金融業者的互動消長、亞太金融中心的籌設建立、財政稅制的健全規劃、政府巨大財政缺口的籌畫彌補等，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實在不宜由身兼全國各項要職的副院長殫精竭慮，而宜有專任的政務委員分憂解勞。

    　因此，為了前述財政金融的長期發展，政府行政團隊應儘速尋覓合適的財金政務委員，來彌補這個團隊人才缺口。目前除了求才之外，也需想辦法處理現行法令上的名額限制。誠如前面所述，依照現行的行政院組織法規定，不管部會的政務委員最多只能有七人，在尹啟銘上任之後，名額就會完全用罄。雖然行政院組織法之最新修訂版本，已將不管部會政務委員的名額增為七至九人，但修法緩不濟急。權宜之計，似可將目前「政務委員兼部會首長」者，讓出一席，即可解決問題。行政團隊猶如一家人，既然已經「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就宜劍及履及、儘速處理，以期「全家團圓」，發揮整體團隊的行政效率，提升財金事務的決策品質。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3+122009111600104,00.html


◆升值促成升級？還是揠苗助長？

【經濟日報╱社論】2009.11.16 03:37 am

匯率對經濟有多方面的重大影響，因此每個國家或專家基於不同的政策目的，對各國的匯率常有不同的意見。但看法分歧的結果，也常混雜一些似是而非的主張。最近有人認為我國過去阻止新台幣升值，保護了代工出口產業，以致產業升級缺乏動力，所以經濟才不如韓國。這種說法在學理和事實上都有待商榷，而產業升級更不是靠貨幣一直升值就輕易可成。

若要和韓國比，多年來韓國常比我國更傾向於貶值。1986年底每元新台幣可換24.25韓元，1996年底升為30.70，2004年底成為32.42，目前則為35.87，新台幣呈現長期對韓元升值的趨勢。所以實際數字很難支持韓國升值而促成產業升級的說法。

若看短期的變化，韓國也比我國更常用貶值來保護韓國的出口產業。以這次全球金融風暴來說，韓元從2008年初就對美元貶值，最多時貶值近40%；而新台幣在2008年初還對美元升值，7月之後才小幅貶值。韓元最近雖然回升，但一年多來仍比新台幣多貶了約20%。這樣的貶值使韓國今年按美元計算的出口萎縮程度比我國少約一成，而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出口成長率更是正值，而不像我國和新加坡有超過兩成的負成長。換言之，韓元的大幅貶值使韓國的出口廠商比我國更輕鬆度過金融風暴，也更有資金迎接經濟復甦。這清楚的事實也顯示，韓國比我國更藉壓低匯率來保護其出口產業，而非以升值促成產業升級。

再從學理來看，一味壓低匯率以讓廠商有利可圖，雖然確可能降低產業升級的努力；用升值來促成升級卻可能使產業外移而非升級。若一國貨幣升值太多，本國生產成本將高於外國，在全球化的時代裡，廠商很可能會把資源帶到國外投資。所以政府不可存著以往關著門打小孩的想法，以為貨幣升值就可以逼使產業升級。

為了說明這個道理，我們可觀察廠商的生產投入，通常這可區分成貿易財和非貿易財。貿易財投入按外國貨幣計算的成本，通常不因我國匯率而改變。但非貿易財投入，如土地和勞工，其新台幣價格若固定不變，新台幣升值時按外幣計算的成本就會提高，而使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換言之，匯率是透過改變我國非貿易財投入以外幣計算的成本，而影響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因此若我國非貿易財投入，在調整生產力差異後，並不比外國便宜，新台幣升值即可能使它們比外國的非貿易財貴。這一來廠商不管有沒有升級，都會發現，移到外國生產，貿易財投入成本相似，但非貿易財投入成本較低，因此外移比較有利。所以政府不管為了任何理由要讓貨幣升值，一定要先評估我們的非貿易財是否太貴，以免逼使產業外移。

要直接評估各種非貿易財和外國相比的生產力和價格並不容易，但我們至少可做些間接評估。若我國經濟原本平順發展，而非貿易財卻因泡沫經濟或政策因素而暴漲，或者非貿易財出現偏高的失業率或閒置率，我們即可合理懷疑非貿易財價格已經偏高。此時升值帶來的較可能是產業的外移及生產和投資的減少，而非產業升級。反之，當非貿易財供不應求，而新投資又偏愛沒有升級的產業，升值就可能減少未升級產業對非貿易財的需求，而留給升級產業較大的發展空間。1980年代的台灣和目前的中國較接近後者；而我國目前則較像前者，所以不宜用升值來促成產業升級。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525318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