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一甲子

◆對歷史曲線該有敬畏

【王文進】中國時報 2009-11-15

中共戰略與管理研究會會長鄭必堅先生在「兩岸一甲子」研討會的演講中，試圖提出三大保證來消解世人對中共崛起疑慮：不走近代西方殖民「掠奪主義」、不走當年德、日「軍國主義」、不走前蘇聯「霸權主義」。表面上看來，中國對世界史的災難癥結似乎有較寬闊的史觀與警惕，但唯獨對台灣與大陸近六十年的曲折起伏，仍然只站在大陸一邊的詮釋觀點。

中共的史觀當然對公元一九五○年未能一舉解決台灣問題而感到挫折。但若能從中華民族大歷史的發展來看，台灣在國際潮流中所打開的格局，反而成為保護中華文化的最後堡壘，未嘗不是一件歷史的機遇。試想一九五○年若讓中共的勢力順利席捲台灣，爾後三十年台灣必然同時捲入中共大躍進、人民公社、與十年文革的腥風血雨。當中共在一九七九年覺醒，決定邁向為人民追求福利的經濟發展時，若無台灣與香港國際經驗，與各項資源挹注，如何得以催化改革的火種與奧援？

此次會議雖然藉「一甲子」為題來拉開時間的長度，但六十年在這一代的人看起來似乎很長，若一旦置於歷史長河之中，其實還是容易見樹不見林，所以提出議題的語氣難免窘迫與侷促。凡研究中國三千年歷史的學者都知道，中國歷史上分裂與統一的年代幾乎各居其半（分裂時期約一三○○年，統一時期約一七○○年），整部中國歷史本來就是統一與分裂的循環更迭，而每次分裂若能歷經時間的醞釀與沉澱才能促進另一次統一的大局面。反之若各項條件尚未成熟，而倉卒統一，則必然帶來更大的災難與動亂。以兩岸近來最熱衷的「三國歷史」為例：當公元一八四年黃巾之亂，導致漢代帝國崩毀而揭起三國百年爭霸之史，當時司馬氏雖然乘機入蜀平吳，但歷史證明西晉本身並未真正消融當時北方留下的歷史難題，就在公元二八○年倉卒統一，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西晉統一不到十年隨即爆發「八王之亂」，旋又導致五胡亂華，使統一的王朝不到四十年，於公元三一七年再度分裂三百年。可見如沒有通過真正經濟、文化、社會的融合，即使號稱「天下一統」也只是「假象的統一」。當著名文學家左思，一方面在顧盼自雄地寫下洛陽紙貴的《三都賦》，誇示北方如何如何時，西晉帝國卻已再度危機四伏，崩解在即。

所以從諸多歷史教訓中，我們必須對歷史曲折的發展，具有史家的審慎與敬畏。今天若用宏觀視野來看待海峽六十年的分裂，必須正視台灣在中共和平崛起中所注入的正面基因。換句話說，六十年的分裂，對兩岸政黨的「政權」而言，或許有些難堪與挫折，但對兩岸人民的福祉與能量的激盪蓄積，其實是正面的。正因兩岸的人民各自以其滄桑命運去探觸摸索中華民族的未來。職是之故，雙方的經驗都是極其珍貴的，只有勇敢地面對歷史曲折處所提供的玄機與不可抗拒的進程，兩岸一甲子的論述才有可以開展出積極方向。

當今我們對大陸最感憂慮者：是在經濟改革過程中，一邊享受西方資本主義的果實，一邊又無法擺脫百年前中國由屈辱所帶來以民粹主義為底色對西方的激烈反應，而將台灣衝擊歷史困境的生命力，解釋成與西方假想敵糾結在一起的歷史包袱，若不能放棄百年前的陰影與心理障礙，中國將無法心平氣和地成為一個氣度恢弘、重新崛起的大國，也無法公平對待兩岸一甲子的苦難迸濺出來的資產。（作者為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1+112009111500292,00.html


◆迷霧中國

【張鐵志（本文作者為《旺報》「文化周報」創辦至今之主編，本期為其主編最後一期。）】旺報 2009-11-15

壹曾經，國中時，我們在作文上寫著要解放神州；高中時，我豪氣地期許將來要承擔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對中國的責任。

後來這已經成為大學以後的我，不願啟齒的年少了。

九零年代的開端，我進入大學，參加了一個學運社團，在這社團中逐漸改變我對國族、政治、社會的認識。而社團本身的歷史，幾乎正是中國在台灣的複雜身世的一個剪影。

這個社團叫做「大陸社」，全名是「大陸問題研究社」，是台灣學運史上頗為活躍的社團。這是七零年代初期，由一群「反共義士」成立的。由於他們的特殊背景，所以希望在學校中成立一個關心大陸的社團。那約莫是我出生的時期。

從1949年以後到彼時的台灣，一般民眾很難接觸到關於大陸資訊。蔣政權徹底妖魔化中共政權，禁絕左翼思想，卡通化「大陸同胞」的苦難，但卻又時時強調，我們就是中國。我們的世界觀是一個被國民黨統治的虛幻中國所支配。

在那個封閉的黑暗時代，大陸社得天獨厚地有不少「匪情研究」的資料可以閱讀，成為一個窺視大陸和認識「共匪」的窗口。雖然你必須先戴上一個可笑的哈哈鏡。進入八零年代，大陸社的第二個十年，後美麗島時期的台灣開始轉向民主化和本土化，校園進步學生開始積極挖掘那些被壓抑的本土歷史，或是投入正在當下爆發的各種社會矛盾：民主的、環保的、階級的、校園言論自由的。因此，在八零年代的社團轉型期，學生們讀自由主義也讀馬克思主義；讀中共黨史，也讀「台灣人四百年史」。

然後，大陸社逐漸揚棄關於大陸的一切，而把全部視野放在台灣。保留社團的名字只是為了堆積歷史之塵。

貳

等到九○年代初我進社團時，本土化已經成為時代精神。我們必須不斷自我拆解大學前黨國教育灌輸我們的中國意識，因為那是虛幻不實的，是為國民黨政權提供統治的意識形態正當性。我們（尤其我這個台北外省小孩）慚愧於對中國史地（雖然那是國民黨版本）比對台灣歷史地理熟悉；我們急欲擁抱腳下這塊土地。

國民黨的中國神話的崩解，不只催促著我們急切地去認識台灣，另方面也讓我們想去認識神話之外、更真實的中國。

彼時的中國正進入開始全力追求市場改革的後天安門時期，台灣也甫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不再把中共當做「共匪」。更早之前的幾年，八零年代後期，政府開放大陸探親，越來越多中小企業出走成為「台商」。台灣民眾開始接觸到比較具體的中國。

因此，我們開始認為，即使站在台灣主體的觀點，也不能不去面對一個巨大變化的中國，不能忽視其對台灣的重大影響。尤其，我們作為「大陸問題研究社」，是不是更該名符其實？於是，社團內增加了一個關於中國政經發展的讀書小組。

事實上，在整個九零年代，對大多數人來說，中國仍然是一個遙遠的他方，是一團陌生的、模糊的、看不到太大差異的「霧中風景」（借用作家駱以軍的比喻）。

參

97年第一次去了上海，開始感覺到這個城市梧桐樹下的趣味。然後因為參與學術調研計畫，第一次去了北京附近黃土飛揚的農村。

對城市與農村的驚鴻一瞥，讓中國在我心中逐漸從統一的魔獸，轉變為一個複雜的有機體。只不過，人在霧外固然看不清楚，進入迷霧中更是困惑，不知道看到的何者是真實，何者是幻影。

另方面，在台大政治學研究所唸了關於社會主義轉型的政治經濟學之後，從知識上更關注中國的特殊發展經驗。

兩千年之後去紐約唸書，結交了來自中國的朋友，每周相約喝咖啡，填補我對中國的好奇。也不時和流亡民運份子在油膩的中國餐館餐桌上，熱烈討論台灣與中國的民主化經驗。

這是二十一世紀。中國的身影在世界、在台灣都愈顯巨大。

然而中國對台灣持續是一面濃密霧中的風景，被台灣媒體探照燈照到的大都是璀璨華麗的角落。於是，中國一方面成為台灣想像的新商業天堂，另方面成為台灣的焦慮來源：媒體不斷比較中國城市發展多麼快速，中國大學生比起台灣學生多麼用功，北京上海如何美麗雄偉。台灣要加油。

此外，中國的崛起對台灣造成的另一個焦慮，還是來自主權宣稱的矛盾，以及中共在國際上仍持續對台的各種威脅與打壓。這也使得許多台灣人仍然無法正視中國內部的矛盾與複雜。

肆

過去一兩年，我開始在北京的胡同和中國的音樂、文化界的朋友喝起一杯杯的酒，對那些在壓抑中充滿活力的音樂、文化和媒體力量感到高度興趣。另方面隨著認識更多在中國海外和內部被壓迫或者在為被壓迫者奮鬥的朋友，隨著透過twitter的即時性連結，我也一步步跟隨著他們，從民眾的角度踏入迷霧的深處，並希望在台灣為彼岸的人權發出一些聲音。

今年初，中國時報集團創辦一份以報導中國和兩岸新聞為主的報紙「旺報」。我受邀主編文化副刊。

在2008年政黨輪替之後，兩岸更加緊密而快速的互動。但正是因為兩岸走向更為密切的交往，所以我們需要對中國社會，對中國共產黨，有更深刻而真實的認識。

我希望透過這個媒體空間，去一步步撥開迷霧，引入更多元的中國聲音，呈現更立體的中國。尤其在當前環境下，我們要追求的多元性，必須是更批判性和反思性的。

這份文化周報過去幾期的封面故事包括詩人海子與八○年代的消逝，中國農民工的詩歌電影音樂、從九二一到川震、「中國六十眾聲喧嘩」、中國獨立電影、網路如何改變中國等等。

在「中國六十」的封面上我寫下本期旨趣，「我們希望讓中國內部的異質聲音及台灣對中國更多元的想像，可以眾聲喧嘩。」

這當然不只適用於本期，這既是這個文化周報的使命，也是台灣當前迫切需要的中國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