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0 社論

◆社論－行政院應正視台灣人才流失的危機

【本報訊】中國時報 2009-11-10

國內若干媒體最近報導了台、港、新、中幾地大學新進教師的薪資差異，相當令有識之士憂心。資料顯示，香港、新加坡以及中國大陸上軌道的好大學，他們給助理教授的起薪，大約是台灣國立大學的三至四倍。即使不看名校，中國大陸已有約十五％的大學其新聘薪給優於台灣，而台大與中研院等單位也逐漸感受到招募不到優秀教授的壓力。行政院科技顧問們也提出警告：長此以往，台灣的人才優勢將逐漸流失。坦白說，一旦台灣無法吸引人才，我們將一無所有。

過去十年，台灣的經濟情況相對於亞洲諸國不算好；以實質薪資來看，大學教授已經有十幾年不曾調薪。但台灣是個民粹極強的社會，許多民眾都要求齊頭平等。然而在知識經濟時代，研發創新幾乎是一切經濟成長的原動力。如果我們不能對研發人才給與較高薪酬，吸引他們加入，則台灣的經濟必將走下坡，每一個人的待遇都會再往下修。簡單地說。以民粹觀點極端地看不得別人加薪，其結果就是自己也會減薪。

其實，要提升台灣的科研競爭力，並不需對「所有」的大學教師加薪，只需要花點小預算、動點小手術，就能克竟其功。以下，我們就描述一下這局部手術要怎麼做。

第一，在大學法的規定下，各大學原本就可以設置講座教授，對他們提供彈性薪給。因此，表現優良、國際上爭相挖角的資深教授，原本就可以得到頗高的待遇，但新進資淺者的待遇卻是全無彈性。故我們想要改革的，是部分新進資淺教師的薪給調整，而不是全面性的薪水調整。

第二，全台灣一百七十幾所大學中，真正在與新、港等地爭搶人才的，也許不到廿所，故為爭搶人才而需要調整待遇的大學，為數並不多。換言之，並不是所有大學都需要調薪，而只有受到國際競爭壓力的才有此需要。

第三，即使在台大、成大等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學裡，也不是每個領域、每個教授都有調薪的客觀必要。有些學域是國際冷門、有些教授表現也不見得傑出。故真正要有薪給彈性的領域與範圍，只有一小部分。

總之，為吸引人才而設計的彈性薪給，並不需要統統有獎，但必須要做到資深/資淺區隔、學校品類區隔、校內教師區隔。這裡的問題看似複雜，但只要把握兩個原則即可：（一）學校之「內」的區分，依大學自治原則由各校自行決定。（二）學校之「間」的區分，依各校研究表現、國際競爭情況決定。把握住這兩個原則，則其他細節就不難處理了。由於並不是全面調薪，故需要增加的預算金額並不大。

報載大約半年前，中央研究院曾經向行政院提出了一套符合前述原則的解決辦法，也得到了教育部、國科會、人事行政局、主計處、與全台各知名大學的支持，甚至連所需預算、挪籌方式都設想好了。無奈所有的動議一旦遇上政治，不是停擺就是脫軌。中研院所提辦法的基本概念，是以提高研究計畫管理費比例的方式，將新增管理費撥給大學，並指定用於彈性教授薪給，由各大學的內部程序決定其校內分配。但最近教育部表示，他們希望從薪給制度上做根本的改變。

基本上，我們贊成教授薪水的彈性化，而且這個彈性一定要與大學的研究表現掛勾，如此才能正確反映國際人才競爭的實情。而即使行政院想在薪給制度上做根本改變，也一定要創造出彈性，反映跨校之間、資深與資淺之間、跨領域之間的需求差異。中研院所提做法，其實就是一種實質反映前述三種差異的建議，客觀上頗具可行性。當然，教育部可另起爐灶，訂出其他的彈性做法。但平心而論，如果要照顧到前述三種彈性，恐怕也逃不出與研究經費掛勾的設計。無論如何，假若教育部想不出更好的做法，就必須要考慮接受現有的提案，總不能以從長計議為由，半年下來一事無成吧！台灣人才競爭力流失的問題如此嚴重，行政院應督促所屬加把勁，趕緊提出矯治的辦法吧！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02+112009111000030,00.html


◆救市靠政府，成長靠民間

【聯合報╱社論】2009.11.10 04:07 am

廿國集團（Ｇ20）財長及央行行長上周達成了共識，目前實施中的各項刺激景氣對策「暫不退場」，預期年底前主要國家的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仍將按兵不動；不過，兩天集會的腦力激盪後，他們還是沒有回答後金融海嘯的最大懸念：「何時退場？」

金融海嘯去年九月中旬爆發已逾一年，多數經濟體都已度過風雨飄搖、瀕臨崩潰的危機，部分甚至回到成長的軌道。例如澳洲、南韓、美國等，都在第三季出現令人驚艷的經濟成長，去年一度十分危急的南韓，復甦速度還超越去年同季的水準；此外，新加坡也可望在上季結束衰退；至於這波金融危機的中流砥柱──中國大陸及印度，更是以優於預期的步伐穩定成長；目前僅有英國等少數國家的經濟尚處於衰退之勢，台灣可能也是其中之一，但實際數字要到本月中旬揭曉。

這些亮眼的總體表現顯示，各國去年底為拯救經濟而大舉動用的注資、降息、擴大財政支出等種種救市方案，存在的必要性已經降低，理應逐步撤除；尤其是政府大量注入的流動性，已出現積聚股市、房市及原物料泡沫的跡象。然而，由發達及新興經濟體組成的Ｇ20仍一致認為，不能過早提出退場策略，以使不確定因素得到有效控制，避免全球經濟再次陷入衰退。

Ｇ20對經濟前景的信心脆弱，其來有自。解讀美國經濟第三季的亮麗數字背後即可知，消費支出仍是經濟成長的最大來源，且其主要貢獻來自七月起實施的汽車汰換補助計畫，而民間投資能量、信貸成長及淨出口等領先性指標則依然疲軟，失業率更衝上廿六年新高，顯示政府救市有成，但自力成長的力道未現。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中國大陸，漂亮的經濟成長率是由政府大力推動的公共投資及家電下鄉等補貼消費所堆砌，雖然這是經濟結構調整的一環，但一旦政府投入消減，經濟成長之源何在，同樣是現今難以回答的問題。

台灣何嘗不是如此。儘管今年以來出口金額月月高，但迄今未回到海嘯前水準，民間消費靠著消費券、汽機車貨物稅補貼及多項社會救助等，僅能維持低幅的成長；在低利率環境下，民間投資依舊大幅衰退，政府卻顯得束手無策；以致目前經濟成長所繫者，似乎只剩政府擴大公共投資的效率，以及給予股市、房市想像空間、卻有待實際驗證的兩岸和平紅利了。

凱因斯學說明確告誡政府，在面臨金融危機時不能手軟，必須採取激進的手段擴大內需，阻止惡性循環；但凱因斯沒有講白的是，政府如何判斷抽身時機。從歷史找答案，卻是截然相反的結論：一九九○年代日本過早收緊貨幣政策，帶來失落的十年；廿一世紀之初美國聯準會在科技泡沫過後的過度遲疑，卻種下了金融海嘯之因。這正是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困局：明知經濟刺激措施是把雙面刃，不可能永遠存在，各國卻難以拿捏抽身之策；而造成此一困局的關鍵，正是因為：救市可以靠政府，後續成長還是要靠民間投資與消費，但現今卻尚未見到民間強勁復元之勢。

因此，政府的刺激措施即使暫不退場，也必須善用這些有限的資源，調整施展的重心，從救急式輸血轉向於恢復及提振民間的成長活力。例如貨幣政策，儘管尚未到升息的必要時刻，但已可運用管控數量、引導資金流向等行政指導，既可消極地避免資產泡沫，也積極提供民間經濟所需的活水；再如財政政策，則應將資源配置於具外部效益的產業投資引導之上，並擴大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誘因。

刺激政策的退場確實需要正確的判斷，但並非一分為二的絕對值，它其實可以分階段執行，更可寓新政策於其中，讓退場既不可怕又有效益。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5242327.shtml